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主义：在市民运动和政府决策之间

知现实，构成主义应该有所改变。历史学家不应该忘记，他们的独特责任就是明确地区分文字和行动。今天，构成主义者冒险去更多地关注文字，而不是现实。
    然而，所有这些环境保护主义的概念都有一些是对的。历史总是有机会去整合这些概念。在历史的长河中，环境保护主义在某个时期更多地是国家管理的一种策略，但是在另外一个时期它又成为反对国家政治的一个流行的运动。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在他大部头的博士论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空气污染做斗争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早期，在美国和德国存在着非常不同的政治风格。在美国，他们拥有公民社会的优良传统，在很长时间内，公民的参与在争取清洁空气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德国，它具有很强的普鲁士行政传统，从一开始环境保护就是国家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德国，20世纪初的自然保护运动也是在政府的领导下兴起的。从某方面来说，纳粹专政时期1935年的《国家自然保护法》意味着环境保护的一个高峰，今天，它是德国环境史上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弗兰克最近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国家社会主义和自然保护的书。同一时代，即1930年代，在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领导的“新政”意味着第一个所谓的“保护”政治的高峰，尤其是土壤保护。同时，新政在美国国家官僚机构的兴起中是一个关键事件。从这一点讲，美国已经越来越“欧洲化”了。但是，一代人以后，面对环境污染带来的新的挑战，建立在与工业合作基础之上的传统的政府政治发挥不了作用了。无论是面对空气污染还是面对核危机带来的新问题，这里需要一种批判性的公众意见和公众压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条普遍规则和历史经验，即没有来自外部压力的官僚机构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走向瘫痪。1960年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在先进的工业国家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抗议运动。
    令人惊奇的是，在1970年前后“环境”突然成为世界各地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一部分归因于筹备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国际环境保护大会。在环境保护主义的诸多故事中，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遇到1970年这个时间，这一年前后是环境史的转折点，在反对康斯坦茨水污染史中也是如此(在康斯坦茨，弗兰克和我的夏季大学就建立在那里)。1970年4月22日，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壮观的胜利第一次庆祝了地球日。那时，美国还由于越南战争而处在极度的分裂之中，现在似乎由于对环境的共同关注而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同样是在1970年，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EPC)成立了。同时，上层的、底层的以及由政府组织的环境保护主义开始了，抗议运动也开始了。1971年，绿色和平组织在加拿大的范库费尔(Vancouver)成立，在绿色和平的旗帜下，在大众媒体的眼中，环境保护主义成了一场英雄式的战斗和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在原子能时代，军事英雄已经落伍了，绿色和平组织创造了当今新的形式的非暴力英雄主义。
    也许1969年8月举行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嬉皮士会议在环境保护主义历史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花朵般的儿童”在一种柔和的生活方式中长大，他们与自然关系亲密。马克斯·韦伯说，那些新的生活方式远较新的思想重要。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嬉皮士们，他们至今被环境史学家们完全忽略了，除了李·怀特(Lynn White)之外，他是美国环境史的创立之父，他在1966年的圣诞节演讲《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起源》中赞扬了嬉皮士。
    1970年，西德新的内务部财政大臣汉斯德里斯·根斯切尔(Hans—Deitrich Genscher)第一次创立了“环境政治”这个概念，这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领域以引起更广泛的政治一致与赞同。然而，1974年之后，反对核能站的运动迅速发展，从而出现了“环境保护”这个相反的口号来反对政府。这是我们在环境保护主义发展过程中会反复遇到的具有讽刺意义的历史。
    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德国，环境保护主义最近已经变成了“从运动到行政”。许多抵抗运动的成员，如哲哈德·斯哥特(Gerhard Schroder)或者约斯卡·福斯克(Joschka Fischer)选择了政治作为职业，并且一直升到了行政的顶层。起初，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反对欧盟的官僚主义，因为他们把一些标准强加进去，甚至强加到香蕉上(《供应布鲁塞尔的香蕉》是非政府组织(EURONATUR)的领导者们反对欧盟而撰写的一部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书)。但是，现在欧盟已经发现了环境政治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许多绿色组织对欧盟及其FFH(植物、动物、生境)行动都抱有极大的热情。FFH已经成为了自然保护反对农民抵抗的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环境保护主义者组织甚至已经变成了由欧盟资助的组织了。
    然而，关于环境保护主义的故事仍然没有结束。即使是再坚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官僚体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也会有面临瘫痪的危险。我想，在这方面，马克斯·韦伯是正确的。在自然保护和农民之间不断增长的敌意已经成为环境保护主义中最坏的问题之一，这种情况不仅仅出现在德国。在墨西哥制度革命党(PRI)的统治之下，环境保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