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下)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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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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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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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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