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环境史(下)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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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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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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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马宝建、雷洪德译:《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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