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

响应，而是没有反应，或不正常反应。这与我国金融市场现状有关。比如，前两年，银行同业折借市场有行无市，自然缺乏应对货币政策的传导的相应行动。在证券市场上，也多次出现对货币政策比如调利率的无反应，或逆向反应。其中问题还是出在体制上。又如，保险市场银行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上存商业银行的保费收入因受到利息降低影响本应减少存款，但实际上不降反升。这些情况，反映了进一步完善贷币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三是财政渠道。当基础货币投放通过金融渠道确实困难时，可以考虑动用财政渠道。财政通过特种融资形式，代替了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直接将货币供应到社会上。（注：请参考我去年在《财贸经济》第8期《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与政策思路》一文）当然，相对于货币传导其他路径，这是辅助性的路径。同时，这只是货币传导路径，而不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



　　4、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如果继续用血液循环系统的比喻，那么，在这里出现的是“血粘稠”问题了。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就是相对的下降。我们常用GDP与M2的比例（GDP/M2）作为判断货币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这个指标从1996年以来一直在下降，199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为1991年以来最低点。人们持币倾向提高，往来减少，资金沉淀，资金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使货币供给量大大下降。这方面，已有若干文章专门进行过论证，这里就不再重复。



　　5、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执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直接调控时的手段外，间接调控手段往往存在着利益引导机制。当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不足或信号失真，由此会引起“血压偏低”现象。以利率为例，现在利率没在完全市场化，重要金融产品流通没有价差或价差过小，就形成不成有力的流通，也就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不力。这两年这个问题有所缓解，1998年央行扩大了商业银行对小企业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1999年将县以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20％扩大到30％，不久前央行又批准中国银行调高外币存贷款利率等，但利率市场化远没完成，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如存贷利率，也必须市场形成，才能真正形成货币政策的良好反应机制。其次，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起着调节供求的作用。在调节资金供求过程中，就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可以说在货币传导机制中，还存在“神经系统紊乱”的问题。



　　6、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首先是经济形势的大环境，这是最关键的。相对而言，当经济活动旺盛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加快；当经济偏冷时，比如出现市场疲软时，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也大大下降了。这就好比，天热了，人的血液循环加快了，反之，就会慢一些。究其原因，经济大环境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投资选择影响很大，进而会影响到各类经济主体对货币流的态度，影响到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比如，1999年大环境比较偏冷，既使有货币，但贷出并不流畅。而今年经济形势有恢复迹象，在向回暖的方向前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似乎就通畅一些。其次，是正确处理金融监管与金融服务的关系。这也是大环境中的周边环境建设问题，是金融系统运行中最关键的问题。如果协调得不好，不论是那方面位置畸重畸轻，都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忽视金融服务，货币政策就传导不下去；忽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传导中就会出现过度反应，出现过热。就当前存在的倾向看，现在似乎这样讲比较有针对性：没有贷款的增长，不良资产化解难以收效；只有在经济发展中，金融风险才有可能化解。



　　最后，还有一个货币传导的规模问题需要讨论一下。对货币数量规模判断人们多用M1或M2，并把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这个问题讨论很长时间了。我这里只是想指出一个问题，即在发达国家信用工具极为发达和方便下的标志，短期和定期存款，可以视同货币供给。正如西方人身上携带的各种存款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当货币使用。而在我国，信用卡并不流行、普及，使用起来也没有那么方便，因此，存款额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现为可以随时使用的货币。简言之，存款增长就是存款增长，很难直接成为货币供应量的标识。正因为如此，虽然经常我们借用M0、M1和M2比较好的增长，说明货币供给量合理时，却往往会发现，与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反应经常不一致。过去两年情况就说明，真正使人们发现货币供给不足的，还是基础货币这一指标。当然，货币传导规模还有一个放大机制问题，即货币乘数问题，指金融机构通过派生存款机制放大倍数地向社会供给现金和存款货币。这里也不展开讨论了。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的相互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货币政策，只有信贷政策。资源配置是计划机制。“钱随物走”，“物”由行政确定的，资金供应自然也是由行政或说计划确定。传统体制下体现的是供给管理下的资金需求，与市场经济下的需求管理及其伴生物货币政策不是一回事。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传导也因体制特点而很少存在阻滞。货币供给完全服从于国家的物质资源配置，是由经济运动决定，因此货币是内生的。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中央银行调整货币的手段发生了变化，金融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逐步转向间接调控。货币供应总量由完全通过指令性计划控制的变量，变为间接调控下内生性和外生性并存的变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也初具市场经济的框架，初步形成了“中央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是，在转轨时期，完备的金融制度和环境还没建立起来，在以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过程中，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受到一定限制。由此也决定我国的货币仍具有很强的内生性。



　　在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内生性常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并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往往造成实体经济缺血或贫血，国民经济活力不足，无疑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体制不健全，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势必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滞，资金在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间空转，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



　　（一）从“中央银行—金融机构”这一环节来看，由于金融化程度低、银行体系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操作上是不尽成熟的，这无疑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而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



　　1、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并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这两项改革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开始具有市场经济的含义，并成为金融深化改革开始的标志。但是，央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限制了央行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存款准备金方面，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商业银行备付率相对偏高，资金使用不充分，开拓市场、开发客户的内在激励和动力不足。再贴现方面，受经济转轨时期商业票据市场尚未建立、商业信用度很低的影响，商业票据尚不能成为有效的信用工具，中央银行再贴现操作实际上一直处于萎缩状态。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缺乏国债存量，公开市场规模一直难以扩大；另一方面由于转轨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庞大，资金管理粗放，再加上资金较为宽松，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收回资金容易，投放资金则较为困难。



　　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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