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政策

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落后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安排在这些地区的项目自然也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而越是如此，后进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也就缺乏推动力。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过大，不仅将造成劳动力的非正常流动，社会的不稳定，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社会公平与效率目标的实现，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和后果。然而，一般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大致均衡发展及在此基础上的地区间经济协调成长，不能完全视为一个应由市场力量去解决的自发过程。恰恰相反，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正是一种在“市场失效”条件下的政府责任和政府行为。只要每一个地区在依法组织财政收入时作出了同等程度的努力并具有基本相同的工作效率，那么，中央政府就应该通过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以保证自然资源、经济环境迥异的各个地区都能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服务水平。这既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管理体制实现公平目标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至今未走出二元经济境况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由于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和乡村区域发展；差别巨大，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相对匮乏，因此，目前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显然有点操之过急。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分两步走，先是降格以求，把“公平”的目标落在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上，例如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村村通路通电并保障安全饮水、建立以保障全体国民基本生存需求为标准的社会安全网，等等。待条件成熟以后，如中央财力明显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

２．改革税收制度并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仍需对现行的税制和政策进一步改革和调整。（1）实行国民待遇，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1994年的税制改革虽然统一了内资企业的所得税，但内外资企业仍实行两套不同的税制，外资企业享有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外资企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东部沿海地区从中受益较多而中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因此，要适时合并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2）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转向以产业优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予东部沿海地区较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虽然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也拉大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激化了地区利益矛盾。为了统一税制，公平竞争，税收优惠要从区域倾斜向以产业优惠政策为主。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已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要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倾斜，为鼓励共发展应给予所得税减免。而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产业倾斜实际上也是区域倾斜，因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的。

３．以重要基本建设为突破口，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增长极增长带。

增长极理论理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率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后来，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chman）提出了不平衡发展学说，支持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认为，经济发展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增长点集中。就是说，任何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经济都是由一个或者几个区域实力中心首先发展。无疑，只有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但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地域辽阔，情况迥异，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在欠发达地区实行全面推进式的开发战略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应该借鉴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取得成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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