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邓小平理论坚持政治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等于随便乱讲，或称随便标新立异，它要有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最主要的是中国国情，对中国国情的正确理解应当是两条：一是我国处于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指出的：“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的认识和把握。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国情，中国社会主义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初级阶段，这也是国情。必须把社会主义和初级阶段这八个大字统一起来认识和把握。”（注：江泽民：《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前有些人讲中国国情时，只讲生产力不发达，而忘掉社会主义这一条，他们写文章作报告，经常沿用西方学者所说的“传统社会”，把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与“传统社会”划等号，这是不合适的。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最主要的尺度是什么？这个尺度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国家的独立与统一；二是社会稳定。


  我们政治学研究，不管研究什么问题，都必须有利于这两个根本问题，任何直接或间接地不利于这两个根本问题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我国“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73页、203页、281页、240页。）。江泽民在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讲话中指出：“分裂则衰，统一则兴。”这充分表达了这两个根本问题对中国是何等重要。


  实事求是的尺度还有一个问题，即理论是否正确，还有一个时间范畴的问题。正确的理论必须要符合现实的中国国情，就是将来属于正确理论或者在别的国家是正确理论，如果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也是不正确的。在苏联演变时期，俄罗斯的学者评论戈尔巴乔夫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戈尔巴乔夫1985年承担起治理我们这个大国的重担，他想医治这个大国，药是好药——公开性、民主化，但病人服用这些药的最小剂量尚且死亡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过错吗？当然是他的过错。”“是戈尔巴乔夫造成了苏联的混乱，混乱毁灭了这个帝国。他在试图将自由引入国家时，扼杀了国家。他在试图使社会习惯于民主时破坏了这个社会。他在希望在帝国原有的界限内解放帝国时，打破了界限，也摧毁了帝国，也就是苏联。”（注：〔苏〕特列季亚科夫：《谈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1990年12月24日俄罗斯《独立报》。）这段评论是值得我国政治学研究者深思的。


  当代中国政治学是十一届三中会会以后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恢复的。近二十年来，经过学界广大同仁，尤其是老一代政治学家的艰苦努力，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较快，取得了很大成就，日益为社会承认并逐渐受到重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已经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而民主理论是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因此，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政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民主是有性质区别的。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民主。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版，第168页。）政治制度与民主的性质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40页。 ）这一论断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首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民主集中制权力结构的政权组织形式，代表民意的立法权高于行政、司法两权，不仅比实行三权分立权力结构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程度更高，而且效率也更高。试图以西方议会制、总统制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能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其次，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我国社会主义政权性质决定了代表工人阶级领导权的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代表其它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政党、政治组织处于被领导的地位，这是我国的政治总格局，改变这个总格局就改变了政权的民主性质。坚持这个总格局体现在政党制度方面就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行西方式的两党制、多党制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民主的性质。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 2版，第176页。）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只有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才能把握民主问题研究的正确方向。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