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亟待变革

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六次失业的高峰，这六次失业高峰都紧紧地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就业制度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失业高峰是1950年—1952年。城镇公开失业人员分别是437.6万、400.6万和376.6万人。第二次失业出现在60年代初，这是“大跃进”直接产生的后果。从1961年1月开始到1963年6月，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共精简城市职工1940万人，如扣除新安排就业的大中专学生等，净减职工1744万人，其中回乡务工者达1300万人。同期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第三次失业发生在“文化大革”时期，由于城市新生劳动力就业无门，全国开展了持续7年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据统计，“文革”时间，全国共有1600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年均200多万。第四次失业出现在改革开放初期。1979年，城镇积累的待业人员总数达到1500万人，实际失业率高达13.6%。第五次失业出现在1989—1991年。1989年需要安置的城镇就业人员为1050万人， 1990年需要安置的人数为1200—1250万人。【3】第六次失业始于1996年，至今仍在延续。自1996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1996年3%、1997年3.1%，1998年3.1%，1999年3.1%，2000年3.1%，2001年3.6%，2002年4%，2003年4.3%，2004年为4.2%，但这个数字仅仅是失业人数的一部分。据有关专家估算，城镇实际失业率1996年为4.9—5.9%，人数为909—1088万人；1997年为9.36%，人数为1721万人；1998年为8.96%，人数为1651万人；1999年为9.37%，人数为1754万人；2000年为8.4%，人数为1800万人。2003-2004年，城镇失业人员年均超过2000万人，大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10%。，这个数字还未包括未能找到工作的新生劳动力。【4】
（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滞后造成了大规模的经济损失
据有关专家估计【5】，城乡隔绝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使40%以上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目前，这种劳动力闲置对我国经济产出造成的机会成本相当于我国GDP的20—33%，造成的消费机会成本相当GDP的2%--10%。反过来说，如果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能够有效促进城乡间劳动力的流动，将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限制的劳动力流动已经使我国农业剩余劳动下降了2000多万人，带来的经济收益相当于GDP的5%--12%。目前，我国城镇就业人员比重提高一个百分点就能使GDP增加近0.2个百分点，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将使GDP增加0.5—0.85个百分点，每1%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将使我国居民消费总额提高0.19—0.34个百分点。
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滞后所造成的人力资源流失进而产出的经济损失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证实。譬如，城镇职工下岗失业问题就造成了宏观面上巨大的经济损失。【6】根据奥肯模型的估计，我国城镇失业所引起的实际经济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占GDP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如1997-2000年，下岗失业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比重分别为5.2-5.6%、5.6-5.7%、5.9-7.2%、7.4%。【7】
四、必须彻底地变革我国现存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一)必须彻底地变革传统的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区域封闭的多元户籍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到底对目前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有多大的推动力？户籍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副作用：第一，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和流动性。一方面，它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它产业的转移，延缓了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现代化以及全社会文明化的进程，加剧了农村居民的失业。另一方面，它又阻碍了区域间特别是各地城市间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导致了区域间的劳动力供求失衡，加剧了区域性总量失业和摩察失业。第二，户籍的藩篱加剧了农村本来十分突出的人地矛盾，收入增长缓慢的农村居民将加速掠夺日益贫瘠的土地，整个国家的自然生态将进一步恶化，失业的进一步严重也将不可避免。第三，城市的发展受到城乡间和区域间户籍壁垒的限制，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城市劳动力结构难以适应产业升级的需要，导致了结构性失业的日益膨胀。近几年，每年超过2000万人的城镇失业者正是结构性失业的结果。因为在传统体制下，长期的户籍就业使大量的城镇劳动力停留在没有竞争的低技术性岗位上，随着产业的升级和市场自发的对户籍就业制度的突破，传统行业的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退出了，原有的劳动力一方面因素质偏低难以在较高层次的岗位上就业，一方面又因就业观念落后不愿从事低层次的体力劳动和进行自主创业，以至于不得不加入失业队伍。所以，目前的失业问题实际上是二元户籍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下产生的劳动力相对过剩和结构性失业，是多年来政府以制度规定城镇居民就业特权使然。这表明，二元户籍就业制度不但剥夺了农民的自由就业权利，同时也反压了城镇居民的进步精神，并最终使一部分人遭到了市场力量的淘汰。
如何变革户籍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是取消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管理制度，代之以城乡统一的居民户籍制度，允许城乡居民以平等自由的身份自由迁徙与择业；二是取消区域性户籍管理制度，代之以全国统一的居民户籍管理制度，允许各地居民在全国范围内自由迁徙与择业；三是取消传统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权利和限制，彻底淡化户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功能，代之以与世界接轨的人口管理制度，使户籍不再成为居住和就业的障碍。可以预见，户籍制度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在失业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二）必须彻底地变革传统的国有领域人员只进不出和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身份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国有领域身份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对失业问题的日益严重有着巨大的推动力。它一方面使国有领域形成了既定社会群体的就业垄断，降低了对劳动要素的吸纳力和配置效率，推动了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国有领域因为身份制的存在，国家又不得不以制度的形式容纳越来越多的各种隐性的和公开的失业人员。从前者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电信、电力、铁路、航空、盐业、石油、供水等等国有垄断行业、公共部门、准公部门的工作岗位被特定的人群特别是行业内部人垄断，外部人只能望之兴叹的现象；从后者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事业单位的严重超员和国企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日益膨胀的现象。这说明，国有领域的身份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使一部分特定的社会群体享受了身份收益和制度利润即国家管制下产生的垄断权利。这些社会群体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其人均就业资源占有量大大超过了社会人均就业资源的占有量，从而激化了社会其他领域的就业矛盾。如果这种利益格局继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巩固下来，国有身份领域人均占有的边际就业资源递增趋势和非国有身份领域人均占有的边际就业资源递减趋势将会加速推延，社会就业问题也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何变革身份型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一是从增量就业的角度取消国有领域职工的国家职工身份，变国家与职工间的制度性雇佣为就业单位与就业职工之间的契约性雇佣，将国家对国有领域职工所负的责任限制在法律法规所规范的框架内，建立起国有单位与所雇职工间的有限责任制度；二是从就业存量角度实施国有领域职工的“国家职工”身份的退出工程，系统地对现有国家职工实施身份退出的成本补偿，解除国家对职工承担的无限责任；三是建设国有领域职工身份退出的成本补偿机制，保证退出工程的顺利实施；四是国家不再充当国有领域雇佣关系的主体，而是以授权主体资格委托社会中介机构与职工签订雇佣契约，将劳动雇佣权真正交给市场。
（三）必须彻底地变革传统的以所有制和行业作为标志的等级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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