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三大职能主体的重新定位

强调既培养人才又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可见最初的大学人才培养是唯一职能。
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认为，首先，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其次，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可见，蔡元培受洪堡大学理念的影响，主张大学具有科研、教学两项功能，应科研与教学并重，人才培养必须以高深学问的研究为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改革思想，对我们今天办好大学仍有借鉴意义。
（二） 大学的研究职能占主体地位
  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高等教育思想家梅贻琦在近17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工作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大学理念。他认为：“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9]多年来，清华大学在梅贻琦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今天清华大学的人均科研和研究专题仍居于全国高校之首。
（三） 教学－研究职能占主体地位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的职能是教学和科研，即人才培养和发展科学。从两者的关系看，人才培养一直是大学的基本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仍坚持把培养人才放在首位，认为大学以教学为主，开展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完成一定的科学研究任务，促进学科的发展，从而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邓小平1977年在有关教育工作的谈话中指出：“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10]这说明，重点大学应逐渐加大科研的分量，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
  1978年10月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以政策法规的形式肯定了大学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两大职能。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11]所以，高等学校肩负着教学和科研两大职能，也就是说无论是重点大学，还是普通大学都要同时发展两种职能，二者却一不可。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重点建设100所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力争到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点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先进的水平。
  从以上政策文件形式规定的我国大学发展目标可以看出，科研已提到了及其重要的地位，单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二者要并重，为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和提供科技等方面的服务。
三、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等教育三大职能主体地位的重新界定
  20世纪理想的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源于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后传入美国，逐渐成为一种理想的大学模式。研究型大学的建立拓展了学科的设置，使研究型大学成为学科齐全的综合大学。研究型大学也力求将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有机地结合，具有教学、科研和服务多种功能。时至今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仍为其它国家的大学所羡慕，是许多国家追求的理想大学模式。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经历着巨大变化，大学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在过去百年工业化中形成的现代大学的职能，都与新世纪社会的需求有着明显不适应之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处在经济时代的我国大学的一些校长和学者开始逐渐认识到，办好大学仅有国家的法规、方针和政策是不够的，大学工作重在理念指导，因此有必要对高等教育三大职能的主体地位进行重新认识，以引领大学工作的发展。这里较有代表的大学理念是文化素质教育理念、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理念、服务型大学理念。基于三种理念，需要对教学、科研和服务重新认识。
（一）教学、科研并重，是大学的重要职能，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需要。
  大学应由单一学科门类向文、理、工、管、医、农等综合性大学转变，由以教学为主向教学、科研两个中心并重转变，由以本科教育为主向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并重并高度重视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转变，由只重科技教育向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并重并重视素质教育转变，由自我封闭向国家化转变。[12]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需要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实现上述转变的关键是，教师应首先转变自身观念，习惯于搞好教学而忽视科研的教师不占少数，全面素质教育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能力与科研能力的水平，因此，新时代为教师提出了全面提高教学素质与研究素质的挑战。
（二）教学、科研并重，以科研带动教学，是教师实现职责的途径。
  研究是核心，教师要在不断做出重大科研成果的同时，培养出众多有创造性的学生。这里要求教师将科研当做工作的灵魂，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加品，更不是评职晋级的手段。同时教师应将科研工作与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紧密结合，并力争与世界接轨和赶超世界水平。在教学、科研、服务三大职能的关系中，应认识到科研是中心，用科研带动教学实现社会服务。改变教学与科研的“割裂”，教学与科研与社会的“割裂”。
（三）教学、科研并重，是大学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手段，是基础，是由研究型大学深化发展而来的服务型大学，要求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走出“象牙塔”，因为大学不能只为教学和学科而存在。大学之所以存在，首先是为学生服务，其次要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创造知识，引领知识。这里需要我们搞好教学与科研的同时，要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与服务对象的关联度。为科研而科研只能在“象牙塔”里徘徊，走出来融入社会乃至世界主流才是我们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伯顿·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
[2]威廉·冯·洪堡著，陈洪捷译：《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载《高等教育论坛》，1987年第1期。
[3] 同上）。
[4]（康建：《“威斯康星思想”与当今高等教育改革》，载《外国教育》，1988年第4期。
[5]Flexner, Abraham.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 New York,et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p.149。
[6]雅斯贝尔斯著，王立权译：《雅斯贝尔斯哲学自传》，第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7]Kerr,Clark.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pp.64-65。
[8]克拉克·科尔著，陈学飞、刘新芝译：《大学的功用》，第27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9]黄延复、刘述理编：《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同志论教育》，第39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11]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第1641页，海南出版社，1998年。
[12]杨叔子：《高校应成为知识经济的动力源》，载《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6期。
  （原载《黑龙江教育》2005.1）
〔作者简介〕：李芳，黑龙江人，俄罗斯国立普希金学院教育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管理科学博士后研究员，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学、比较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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