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治理与经营模式看美国公司会计欺诈案
1.公司治理必须治理CEO:美国公司CEO制度的反思
美国会计欺诈案的罪魁祸首当属公司的管理层,包括董事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有道是:一切问题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需要制度来规范。1990年代以来美国商界形成的一种文化氛围认为,CEO是企业精英中的精英,是他们发动并主导了企业创新浪潮,企业事务的所有决定权都应交给CEO们。一个CEO其实扮演的是半个董事长加一个总经理的角色。CEO所处的位置举足轻重,在加快了公司决策效率的同时,也使CEO们权力日益膨胀。因而弱化企业内部的权力制约和平衡,就势必增大企业长远利益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如果CEO不仅负责企业经营决策,而且也绝对地控制着企业信息披露,那么,他们在一定条件下出于为自己特殊利益的考虑也可以做出财务信息披露方面不恰当的决定,使财务数据披露为己服务。例如,美国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在对世界通信公司隐瞒38亿费用案指控中,认为该公司在财务账目做手脚“得到了管理层的指导和认可”。一位曾在华尔街工作的投资银行家形容:由于没有股东的强大监督,董事会形同虚设;几乎所有的董事都是公司CEO的“自己人”,公司的管理层在董事会中树立了绝对权威,几乎没有董事会通不过的事。(赵国习,2002)所以公司治理必须治理CEO,CEO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位船长,不能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而应当是一个舵手,在企业前进的路途中把握航向和速度。
最近看到研究比较公司治理结构问题的德尔教授的一句话很有耐人寻味,他说中国的公司治理和公司制度方面的改革者们好像对美国的股票主义、股票文化非常感兴趣,对美国开放的公司结构、分散的股权、强管理者弱所有者这样一个制度充满兴趣,甚至他们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不如对美国的股票主义了解。他提醒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在讨论公司治理结构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借鉴一些欧洲国家甚至日本注重家族传统、强调股东控制和社区关系这样一种公司治理结构。
不过我们在明确一个公司治理模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同时,也不能否定或者怀疑美国资本市场制度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先进性,以及美国社会强大的“超强纠错功能”。比如最近美国总统在今年7月签署的公司改革法案,启动了新的对付会计欺诈的种种举措:①公司定期报告须有CEO和CFO认证;被认证后仍查出来问题,CEO与CFD将可能被处20年、25年监禁以及500万美元的罚款。因欺诈、市场操作等违反证券法行为所生债务属于不可解脱债务,该项债务负担并不因债务人破产而消失;②禁止公司向CEO和CFO提供贷款;③公司财务报告重大违规,管理者丧失业绩报酬;④保护举报;⑤如果SEC认为上市公司董事和管理者存在欺诈或不称职,可以有条件或无条件禁止此人在上市公司担任董事和其他管理职务;⑥设立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公司审计委员会;⑦授权设立“公众公司财会监管委员会(PCAOB)”强化外部审计的行业监督;⑧禁止外部审计同时提供与审计无关的服务。这也将意味着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形成的公司治理准则,正在发生根本变革,由管理层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将被监管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取代,公司管理层肯定在这场欺诈与反欺诈的搏弈中处于被动。魔高一尺,必须道高一仗,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会计制度必将在反欺诈的较量中成长成熟。
2.纠正企业的生存理念:摒弃企业为股市而生,财务逻辑与产业逻辑不能分道扬镳
企业为盈利而生,但是企业的业务舞台主要应该是在商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盈利的源泉主要在商品经营还是在并购经营?在现代资本市场领域,应该是价格决定价值,还是价值决定价格?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在操作上经常出现偏差。比如我们十分推崇的“市盈率”反映股票资产的盈利能力:股价=市盈率×每股收益。由于市盈率的放大效用,即每股收益的弱微增长,市盈率就会以20倍(美国资本市场的市盈率平均20)提升股价,似乎公司价值就提高多少倍(因为似乎公司股价就是公司价值)。特别在股票市场还存在利润控制、还存在价格操纵、还存在信息欺诈,即非有效性市场的条件下,市盈率的“泡沫”功能和给投资者带来的困惑决不能低估。
并购一直是主宰美国公司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尤其是自1990年代开始的大规模并购时代更将这种特点推向了极致。这一时期的并购方式更多采用“换股并购”的方式;由于换股并购很少依赖于现金,而更多依赖于兼并方市场价值的特点,这种并购方式就为并购管理层利用各种技巧(这显然也包括会计造假)推动股票价格上涨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只要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哪怕是泡沫性的),兼并发起方就具备了成功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条件。在世通收购MIC的案例中,他就是巧妙地利用了自己远远高估的市值。世界通讯当时的市盈率达到90倍,在兼并了市盈率远远低于自己的MCI后,世界通讯的每股收益将立即上涨20%。现在看来“市场终归是有效的”,一切扩张如果不是基于提高企业核;动竞争能力、不基于并购是商品经营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谋求财务并购与商品经营的相得益彰是极其危险的。只关注资本市场和并购扩张,而忽视商品市场和商业盈利只可能使企业昙花一现。
3.价值型会计体系是防范会计欺诈的载体
针对安然公司、世通公司一庄庄会计丑闻,我们除了要剖析这些“巨人公司”坠落自身原因外,还要反思整个会计模式的偏差,以历史信息、单一每股盈余、当期盈利为重心的财务报告模式已经过时。①这些公司的坠落都是从“巨额收入、利润”开始的。这就让我们必须思考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的价值导向、经营标杆是否过分依赖账面收入与利润指标了。我们不能怀疑虚假收入、虚假利润的频繁出现与收入、利润导向的相关性。为此应该淡化利润性指标对公司价值判断的影响,大力提倡“经营性现金流量”、“自由现金流量”指标。这一点在财务理念上是明确:投资者投资的是一个公司的未来,而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公司内含价值的基本决策变量决不是账面盈余,而是公司未来获取自由现金流量的规模和速度。看来财务理念在价值导向、信息披露上运用的迟缓是一种客观事实。价值导向的失误或偏差必然出现无效运用资源以及各种寻租行为。公司实实在在的获取现金能力是公司财富的保障和价值评价的基础,也是资本风险回报的前提。②会计利润的短期化日益激烈。我们暂时无法弄清季度报告制度与投资者越来越看长不看短的要求,谁是因,谁是果。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益要求实现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短期利润”导向在股市上的反映就是当期收入和利润的稳定增长的公司更易受到华尔街的偏爱,股价才能不断的攀升。在这样的报告制度下企业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是要拿出使投资者满意的财务报告;二是要保证企业正常的发展。很多时候是鱼和熊掌难以得兼,所以舍鱼而取熊掌。持有公司大量股票或者股票期权的高层在推动股价上扬的动力下,当然会顺应时事,努力使公司每期的利润看上去很美,这里一方面可能要用到一些非法手段,如伪造报表;另一方面企业的长期产业计划与短期盈利之间的权衡问题显得更为突出。对于那些投资回收期较长,从长期来说会给公司带来大量的回报,但短期内难以见到明显的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出于股价的考虑,还是要壮士断腕,尽管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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