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司治理改革看会计国际趋同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    一直以来，根植于各国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性阻碍了证券管制趋同化（包括会计国际化）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盛行于西欧各国（包括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推动了公司治理的全球性改革。这一改革更多的是以注重投资者保护为基调，而强化投资者保护的重要改革之一，就是建立和推广高效率的证券管制和全球适用的高质量的会计准则。因此，笔者认为，会计准则国际化在某种程度上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逆转及其所促进的公司治理改革的产物。

    一、公司治理的趋同化

    （一）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

    公司治理在全球的表现形态存在很大差异。概括地说，有两种较为突出的典型治理结构：股权分散型和股权集中型。在股权分散型公司治理体系中（最典型的是美国式治理结构），公司控制权基本落入职业经理手中，外部股东往往通过代表其利益的董事会对经理实施监督和控制；另外，还通过活跃的接管市场和严格的证券管制制约管理层的行为。而在股权集中型公司治理体系中（典型的是德日式治理结构），投资者集团往往能产生一个或若干个大投资者（股东或债权人），他们能对公司经理实施有效控制，而中小投资者的声音通常很弱；而且，往往也缺乏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控制内部大投资者的行为，因为没有活跃的接管市场（实际上，在大股东持有足够多的股份时，接管市场也难以发挥作用）和严厉的证券管制。

    上述两种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在形态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在目标和价值取向上也存在根本的分歧。美国式的公司治理目标，从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角度而言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目标也体现在董事会的构成和职能上：董事会代表全体股东的利益，执行公司决策控制职能；这些职能包括对高层经理的聘用、解雇、监督和报酬设置。股东价值的公司治理链条可以概括为：股东选择董事会，董事会选择经理。股东价值目标的公司治理观决定了经理与股东之间的受托责任关系，尽管这一目标并不总是能够实现。德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体现了股东与职工的合作精神，这决定了其目标不仅仅是股东价值原则。德国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监事会；公司法规定：监事会必须有一半或者1/3的成员是公司职工。对于存在银行关系的日本公司，由于作为债权人身份的主银行对公司事务的非正式参与，其治理目标更多地倾向于债权人利益最大化。当然，非股东价值取向的公司目标并不意味着德日公司完全不追求股东价值的增加。

    （二）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趋势

    过去十年来，公司治理的改革引起了西欧、东欧、拉美乃至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兴趣。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关于公司治理改革的讨论更为深入。越来越多的观点倾向于构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工程”。

    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性竞争，不同的公司治理形态开始相互学习。大量的德国企业，陆续改变公司的财务揭示政策，以期获得美国资本市场的准人许可证。日本企业也在积极采用更为透明的会计实务，并效仿美国企业的管理报酬结构（如经理股票期权计划）。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西欧公司治理改革运动则主要表现为：鼓励广泛持股，允许敌意接管和银行股份的减持。公司结构的趋同化趋势似乎更多地朝向美国式治理模式演化。

    同时，美国公司也在向西欧大陆和日本学习，一个最典型的特征就是：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机构投资者不断上升的影响。尽管早在1942年，SEC就颁布了14A-8规则——《股东建议规则》，但美国企业的公司章程一直在极力压制外部股东参与公司控制的权力和活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情况才有所改观。随着接管市场在80年代末的消亡，公司治理制度开始从市场导向的模式转变为政治导向的模式，机构投资者的地位开始崛起。1992年，SEC通过新的规则：允许股东相互之间的直接沟通。随着沟通限制的放松，投资者不再依赖昂贵的代理人建议与其他股东进行交流，致使创立股东联盟以争取支持的成本大大降低，甚至备受限制的美国商业银行，也开始成为积极的投资者。

    二、公司治理改革的背景和动因

    （一）公司治理改革的背景：金融逆转

    随着贸易一体化的深入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投资机会刺激了对国际资本的全球需求。而且，银行模式所固有的且日益恶化的制度缺陷（如，日本银行的大量坏账和公共证券市场的严重萎缩）也迫使西欧大陆和日本开始考虑对金融制度的改革。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西欧大陆和日本陆续开始了以金融市场自由化为主轴的金融大逆转。到1999年，西欧与美国的金融市场化程度已渐近趋同，例如，法国的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始于8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动摇了以机构为中心的金融模式和公司治理基础；资本市场发展所要求的对投资者利益的尊重，成为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的公司治理改革的催化剂。

    （二）公司治理改革的动因：资本市场竞争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以金融市场自由化为主链的金融逆转，不仅引入了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也引入了公司治理的全球竞争。贸易一体化和资本全球化加深了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按照Kole-Lehn（1997）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巨大的竞争压力驱动追求生存的企业选择最有效率的治理制度。Bebchuk-Roe（1999）指出：90年代末的跨国投资驱使公司治理迈向美国式的趋同道路；因为最活跃的并且积极推动公司治理改革的国际投资者大多是美国人。Licht（1998）也谈到：鉴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影响和发达程度，国际金融家们更青睐美国式的证券管制（包括美国式的会计准则）。为了在资本市场获得竞争优势，采取美国式的证券管制策略成为全球证券市场的普遍趋势。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自由化，一方面削弱了银行模式中关系投资者（如德国和日本的主银行）的传统垄断力量；另一方面促进了公司治理、证券管制和会计准则国际化的改革。原子式的市场结构有利于大规模融资，并避免外部投资者对企业家的干预。分散化的股权结构免除了外部大投资者对内部经理人力资本的剥削，从而激励经理进行企业专有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但却造成了投资者的权力弱势。匿名式的投资者结构难以培养经理对投资者集团的责任感和忠实感：而且，分散化的投资者无法形成与经理相抗衡的力量。因此，流动性和原子化的金融市场要求注重投资者保护的公司治理结构。

    三、公司治理改革的目标

    Shleifer-Vishny（1997）在其历史性的回顾文献中，将公司治理表述为：最小化代理冲突的控制机制。他们认为，投资者权利的保护机制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之一。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以确保投资者得到其应得的投资回报。为了保证投资者对应于企业资产的权利，投资者应该拥有获取关于企业资产变动的财务信息的权利；同时，也应该从法律上（或管制上）确认企业控制者对企业所有者的受托责任。因此，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机制，首先要建立高质量的会计准则，鼓励和迫使企业选择公允透明的会计政策。

    普遍存在的贫乏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已经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Johnson et al（2000）指出：亚洲公司的治理状况加大了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在出现金融困难和动荡时，对未来前景的悲观会激励公司内部人加速对外部投资者的掠夺。因此，当宏观经济出现恶化的先兆时，缺乏投资者保护意识的公司治理制度会动摇公共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并加剧股市和汇市的波动。Hellwig（1999）认为：几乎不受限制的银行会与经理合谋侵占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而银行的被保护地位（缘于其绝对控股地位），使得其不利于其他投资者的不良行为难以被扼制。Weimstein-Yafeh（1998）发现：关系银行会利用其垄断地位，榨取产业企业的经济租金；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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