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理论框架与证据

中的美国著名的“安然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国500强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财富》杂志评为“最富创新能力”的公司，连续六年排名居于微软、英特尔这些大公司之前。但正是这样一个备受业界尊重的超级公司，于2001年12月2日正式申请破产，它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宗破产案。安然公司的股票价格2001年初最高曾达到90.75美元，而申请破产时股票价格一落千丈至50美分。我们关心的问题是投资者为什么在此之前没有知悉安然公司真实的现状。而能够达到这一“理想状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安然公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为能源产品开辟期货、期权和其他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对能源商品“金融化”；二是利用关联企业结构，避免企业直接的债务负担，同时灵活地扩大企业规模。安然公司有3000多家关联企业，LJM资本管理公司和马林信托基金是其中的两家。安然公司2000年从LJM资本管理公司的互换协议中至少“受益”5亿美元，2001年“受益”4.5亿美元；而安然公司通过将水厂等剥离给马林信托基金的方式也获得大量资金。由于安然公司对它们所拥有的股份达不到合并会计报表的要求，这样，“受益”成为安然公司的营业利润，取得资金的背后无法反映相应的债务。的确，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会计规则都规定，投资公司在占有被投资公司50%以上股份时才要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而安然公司则运用这一规则，它拥有许多子公司50%的股份，但不需要合并会计报表，从而使利润的来源和负债的存在得到了隐藏。仅从这个角度看，安然公司并没有违背会计规则，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有关合并会计报表的会计规则。当然，我们无法判断这一规则原来是否为会计域秩序，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利益相关者现在自发选择的结果肯定会不同于原来的规则，即它已不是现时的会计域秩序，它说明会计信息在现时已经发生规则性失真另外，1999年我国上市公司开始实行计提“四项准备”的会计规则，沪深两市966家上市公司当年年报中，因计提“四项准备”使每股收益平均下降0.094元/股，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下降3.67个百分点（谭青春，2000）：“四项准备”的计提对不同公司的盈利影响不同，大约13%的公司集中了样本公司“四项准备”总额的50%，有些公司计提的“四项准备”金额相当高，对公司当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数据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粤金曼”仅计提“坏帐准备”一项就高达9.80亿元（于建国等，2000）。戴奉祥（2001）于2000年7月就“四项准备”计提对上市公司1999年报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程度向300家上市公司进行调查，收回有效问卷87份，问卷回收率为29%.在这87份问卷中，54%的被调查公司认为它对年报主要指标影响“大”或“较大”，约38%的被调查公司认为影响“一般”，认为影响“很小”的不到5%，只有1家在1998年已执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H股上市公司认为“没有影响”，评价值2.21说明被调查公司从总体上认为“四项准备”对年报主要财务指标影响大，且程度较高。无论从数据上考察，还是从上市公司意见的角度分析，“四项准备”的计提较大地改变了上市公司的业绩，那么，真实的业绩是改变之前的业绩还是改变之后的业绩呢？的确，我们无法作出明确的判断，但它说明了两个业绩中至少有一个不是真实的业绩，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在于会计规则本身，即它就是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的一种具体体现。

　　三、信息不对称与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

　　企业是社会公众合作投资的一个具体项目，它是股东、管理者、职工、债权人、供货商、购货商以及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一系列契约的联结。其中，人力资源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源所有者之间的契约是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契约区别于其它市场契约的特性所在（周其仁，1996）。人力资源所有者与非人力资源所有者在签订这一契约时的关系取决于人力资源与非人力资源的特性。人力资源所有者是凭借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源而参与企业的；而股东和债权人则将财务资源投入企业，供应商和消费者则将关系资源投入企业，社会公众则将公共资源投入企业。人力资源与这些非人力资源的区别，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其所有者是不可分离的（Knight，1921）。这一特征决定了人力资源所有者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这样，经营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便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加之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incompleteness），它不能完全明确说明人力资源所有者在什么情况下干什么、得到什么以及负怎样的责任，同时，人力资源所有者对企业剩余总是握有相当的“自然控制权”（张维迎，1996），因此，人力资源所有者的决策很可能让自己受益而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人力资源所有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力资源所有者（简称为“经营者”），另一类是负责执行决策的人力资源所有者（简称为“生产者”）。撇开其他利益相关者，张维迎（1995）已经证明，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最优安排取决于每类成员在企业中的相对重要性和对其监督的相对难易程度。如果生产者更重要、更难监督，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归生产者所有；如果经营者更重要、更难监督，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归经营者所有；如果两者同样重要、同样难以监督，则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由两者共同拥有。一般来讲，经营者需要对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出反应，而这一反应对企业的生存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而经营者比生产者更重要；经营者主要是用脑袋进行非程序化工作的，他的行为自然也最难监督。因此，最优安排应该是经营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生产者得到合同工资并接受经营者的监督。因此，真正对企业剩余拥有“自然控制权”的不是生产者，而是经营者，他的行为直接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由于会计信息不仅是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分配的依据，同时也是其他利益相关者考核经营者的经营管理业绩的依据。从这个角度来看，经营者必然存在违背已有的会计规则而披露虚假会计信息，以使自己收益而使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受损的动机，这种动机便决定了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由来已久，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从某种程度上讲，审计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不断取得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存在。目前，理论界对审计起源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1）审计源于会计，认为审计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会计检查的需要而产生的；（2）审计源于财政监督的需要，认为古代审计就是对国家财政收支进行检查，是一种财政监督形式；（3）审计源于经济监督的需要，认为审计一开始就不是会计的附属品，两者是不同质的两个概念。我们尚且不论哪种观点正确，但我们可以发现，三种观点的基础都是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审计就不会产生。同样，如果不存在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审计更不会发展。另外，从审计目标和审计技术的角度来考察，审计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帐表导向审计就是对会计报表进行详细的检查，其最为重要的审计目标就是揭发舞弊行为；此后，审计由帐表导向审计发展到制度基础审计乃至风险导向审计，虽然揭发舞弊行为已不是审计最为重要的目标，但它仍然是审计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计信息违规性失真的证据相当多。如历史上著名的英国南海公司的案件中，由于该公司虚报业绩，反映出前景诱人的盈利能力，其股价从1719年的114英镑升至1720年7月的1100英镑，当英国国会通过了“反泡沫公司法”时，其股价一落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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