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意识——明清秘密教门滋生和发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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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四)解除病痛、健体强身
几乎所有的秘密教门在传教时，都把为人解除病痛，健体强身作为招徕徒众的重要手段之一。
很多秘密教门的教首本身就已学过一些医术。弘阳教的始祖韩太湖本身就是一位民间医生，根据地方县志的记载，他“未尝受读，自能知医，医病颇著奇迹”[11]。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人。老百姓把他奉为药王，甚至为其建造塑像，香火不断。不管韩太湖的医术高明与否，但懂得医术是事实。从教祖开始，弘阳教的教徒始终给人以能治疗疾病的印象，治疗的方法有气功、针灸、饮用茶叶和画符等。这里有医术，也有巫术，但在封建社会，人们往往很难将医术与巫术截然分开，针灸、气功和饮用茶叶是属于中医学的范畴。老百姓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老百姓一旦生病，很难得到治疗，只好求助于土方或巫术，懂些医术的人更是被人看重，一旦疾病能够治愈，医治者的地位就会得到提高，因为能够治愈的人毕竟是少数。
有病很难医治，那就要寄希望于不得病或少得病的强体健身上面了，更何况有了强壮的身体还可以保家卫院，不受人欺负。在这一方面，秘密教门同样想到了。
除了清水教教首王伦教授弟子习练气功健身以外，嘉庆年间山东一带的八卦教分支离卦教也以习练武功见长，其办法是：“用药薰洗，吃符运气，学会不怕刀剑。”[12]这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山东当地的民风，也从精神上满足了老百姓健体强身的需要。
秘密教门的以上做法，也是吸取了中国民众意识中热心助人的传统美德和强身健体的内容，并加以发挥扩展，从而使得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到秘密教门中来。 三、民众意识和明清秘密教门的相互作用对社会的影响
（一）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猛发展
明清时期，是中国秘密教门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明中期以后，秘密教门更是发展迅速，根据一份统计资料，从成化到隆庆(1465-1572)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教门武装起事达到45起，其中千人以上有12起；从万历到天启年间(1573—1627)，50年中教门起事达到32起，千人以上的7起。[13]
从教门的种类来看，到了明代的中后期，也不仅仅限于白莲教一种，新的教门教派不断出现，明朝中后期成了教门大发展时期。对于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些教门，都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比如罗教、黄天教、闻香教和弘阳教等等。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礼部奏请“禁左道以正人心”时，列举了当时盛行的八种教名：“一名涅盘教，一名红封教，一名老子教，又有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白莲教之名，实演白莲教之实，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愚夫愚妇转为煽惑。”[14]而到了天启年间，这种较大的秘密教门数目整整翻了一番，有十六个之多，[15]这还不算那些较小的名不见经传的教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教门的活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单单局限于起事造反，而是出现了很多以传教为生的世袭家族，例如山西的李福达家族、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森家族，皆父传子，子传孙，延续数百年之久。
从教门发展的地理分布看，也是全国各地都有，从者甚多，仅闻香教在山东一地的会众，就有200万之多。[16] 在这种环境下，教门的经卷也流传开来，比如罗教的经卷《五部六册》，在明代就多次刊印，光是版本就有20种以上。并有号称临济正宗的兰风、王源静等的补缺注漏，以《金刚般若经注解全集》(即《开心法要》刊行于世[17]，并企图混入《大藏经》中，弘阳教则借助太监的资助刊印了大量的经卷。
明清时期秘密教门的迅速发展，除了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之外，和明清时期民众意识发展已经进入成熟时期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明清时期，社会已经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晚期，各种矛盾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社会黑暗、吏治腐败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切为秘密教门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秘密教门的产生，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原因，比如明清时期的政治环境、宗教环境、民众受教育极低的文化环境、自给自足的经济环境等等，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成熟的民众意识为秘密教门创立提供了精神支持。
那些教主在创教和传教的时候，无不利用了当时老百姓的精神需求，例如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时候，担心前途没有把握、期待有“神人”能够保证他们在灾害出现之前，不发生危害他们安全的灾难；而灾难一旦发生，则企盼灾难尽早结束。
秘密教门就是利用农民的这种心态，向他们宣称劫难就在眼前。乾隆五十九年，湖北的西天大乘教宣称，山西平阳府王家庄有一块大石，一日大石头忽然裂开，内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河”的字样，只有入教，熟读西天大乘教的经文，才能幸免。[18]面对如此可怕的场景，秘密教门开出的药方是只有入教才能得救。乾隆末年八卦教则宣称，入了该教，可以消灾免祸，不但今生获福，来世必得好处。如此等等。
秘密教门开出“美好”“实用”的药方，对于那些生活没有保证的农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民众意识有很多内容，他是下层民众为了在恶劣的条件下能够继续生存的精神支柱，反过来说下层群众的精神物质需求也反映在民众意识的内容里，比如追求美好生活的物质需求；祛病健身的需要即生理需求，追求权力的政治需求和追求改变生活窘况的金钱需求等等，都是通过民众意识反映出来。秘密教门的教主在创教和传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下层群众的这些需求，再杂揉上儒释道三家的部分内容，开出许多虚幻的承诺，切中下层群众的心理要害，教门遂得以迅速发展。
中国的民众意识虽然在各地都有存在，所述内容也都大同小异，都是歌颂美好，求真务实，但它们是属于比较低的层面，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具有地域特点，一定的习俗，一定信仰仪式仅仅限于一定的地域之内，在当时交通资讯尚不发达的农业社会，这样的习俗就只能限制在一定的地区之内。第二，民众意识一般都以口头文学为主，很少形成文字的东西流传下来，秘密教门的出现恰恰弥补了民众意识这两个方面的不足，在明清时期众多的秘密教门中，跨地域、跨时空的占了很大一部分，比如罗教、黄天教、清茶门教等都是横跨数省，存在百年之上的大教门，这些教门在创教过程中所吸纳的民众意识的内容，随着教门的传播也被传播扩散开，尽管这些内容也许被改造和歪曲。这些教门都有自己的教义，被记录在其经卷中，原先许多没有文字记载的民众意识传说，也随着经卷而被保留下来，成为教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文字的东西外，不少民间流传的形体动作也在秘密教门的传播之下走出地域的限制，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山东的清水教，本来是存在于鲁北一隅的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气功，经过教门的传播，成了数省众多信徒每日必练的功课。所以，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对民众意识的完善和传播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相互融合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都是存在于明清时期下层社会中。民众意识的基础更广泛、更持久，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秘密教门是在民众意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里，民众意识和秘密教门的思想相互融合，民众意识借助秘密教门跨出地域和时间的界限，经过秘密教门里文人的整理，形成文字得以保存下来；秘密教门则汲取了民众意识的丰富营养资源，创造的教义更加贴近下层群众，也可以这样说，没有民众意识的因素，秘密教门不能在明清时期发展得如此迅速，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信徒。两者的相互融合对于明清时期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主要表现在：
首先，促进了民众力量的增强。
民众意识对于老百姓的聚合作用是比较分散的，也难于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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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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