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意识——明清秘密教门滋生和发展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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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除了以看病号召外，很多秘密教门还把道教的坐功运气加以改造利用，并将其发展成为教门内部的文场和武场，这一点在山东这个习武之乡尤甚。
总之，在封闭落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秘密教门所采取的炼内丹、坐功运气乃至发展到后来教门内部的文场、武场，表面看来是偶然现象，实际上这恰恰是百姓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因而成了秘密教门发展的有力支柱，也为教首实现其个人政治野心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把儒家化伦理道德(忠君孝亲、三纲五常等)发展成为拥护君主制、维护旧道德的说教。
中国秘密教门对于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利用，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等加以利用和改造。秘密教门发展到后期，儒家的纲常名教被进一步强化。除此之外，秘密教门还把佛教的经典思想偷梁换柱，据为己用。罗教对于佛家思想的宣传，则随处可见，例如宣扬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无始以来至今，还糊涂流浪红尘，不着出路，六道轮回，父母无期数，死后不知托生什么物，或变猪羊，或变獐狍鹿。”劝人们“把红尘，抛弃了，与世无情。” 这一点，兴起于清末而大盛于民国年间的一贯道信徒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贯道是信徒自称“在家佛教”，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一律称为“佛堂”，新道徒入教也就是所谓的“点道”，而那些考验表现诚心、对教徒进行精神控制的“扶鸾”、“借窍”、“传三室”、“训练班”等场所，无不在挂有“佛”字的地方举行，而且那些教首开口闭口也都是什么“仙佛附体”，做事之前也要在佛堂点上佛灯和蜡烛，为佛进香，给了信徒强烈的暗示；这些就是佛教，真佛就在这里，这也正是一贯道教首所追求的。
（二）巧妙改造和利用民众意识
前文提到，在传统正规的宗教以外，中国各地还流传着民间信仰和民间传说，这些信仰和传说内容丰富多彩，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保佑平安求免疫病的“南海老母”；有救苦救难功能的“观音菩萨”；有祈福免灾的天皇、地皇、人皇；还有祈求降水、避免干旱的“水神龙王爷”；等等。对这些民间信仰，老百姓很容易相信，流传甚广，有些意识还植根于百姓心中，妇孺皆知。对于秘密教门的教主来说，如果仅仅利用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未免太窄了一些，不利于传教。所以我们仔细考察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的教义，无不在杂揉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外，掺杂了大量民众意识作为创教和支撑其教义的主要内容。比如，在秘密教门的经卷里，普遍推崇的义勇之神是关羽，不少秘密教门把崇拜的偶像都定在关羽身上。民间教门的关羽崇拜，可以说是反映了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民间信仰和意识取向，关羽的性格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忠勇。《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不仅武力过人，而且重义轻利，专诚不二。可见，关羽理想化的性格，正好符合了民间秘密教门教主的要求，也和一般教徒的思想能够产生共鸣。此外，民众意识传说中经常出现的人物例如魏延、秦琼、杨业、哪咤乃至神话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都成了秘密教门宝卷里的座上客。嘉庆元年以混元教为主力的教门大起义里，教首就让教徒祈祷“八大金刚将、哪咤”等，声称他们可以“引路护身，可避枪箭”。
在秘密教门的教义中，还大量体现了中国百姓善良的传统思想。清茶门教在传徒时，首先要向入教者传授所谓的“三皈五戒”。“三皈”指的是：一皈佛，二皈法，三皈师。“五戒”则是，“一戒杀生，二戒偷盗，三戒邪淫，四戒荤酒，而且不食生葱生蒜，五戒诳诏”。[6]
一柱香教在传教时，则力主要教徒孝敬父母，教徒在一起烧香磕头的同时，一起吟诵：“父母恩理应赞念”的词句，并规定凡不孝敬父母，或有奸、盗、赌博行为的人，一律不准入教。[7]
一柱香教还有这样的歌谣：
……
乡里养德多恕己，这是行好才全还；
行好劝人三件事，戒酒戒色莫赌钱。
还有：
依天靠天，白天要吃穿。天赐雨露，普地下遍。
丰收了都吃饱饭，不受饥寒。天也没图半文钱。
日都吃三餐，该将佛念，阿弥陀佛。[8] (连诵三遍)
此外，一柱香教还有“敬天地，孝父母，尊敬长者，和睦乡里，吃屈忍耐，戒去杀祸”等类的词句。
上述歌词歌诀，无非是把百姓的各种美好愿望揉合在一起，劝人学好向善，孝顺父母，戒除酒、色、赌博等等恶习，也劝人安分守己，向官府缴纳钱粮，一柱香教也被称好话教。广大贫苦百姓正是信从了这些美好的说教，愿意加入到秘密教门中去。
从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秘密教门的教首正是利用了中国民众意识，为其私利服务。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清规戒律，只是教首哄骗信徒的一种手段，教首从来就没有遵守，也没有打算遵守。
（三）教义迎合百姓心理，达到教主私利
中国老百姓虽然物质生活非常贫困，精神生活贫乏，但是非常善良的，他们不愿伤害生灵，不愿因自己的原因而让别人过不了好日子，痛恨一切有悖于良好生活习惯的行为。这是一种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是非常务实的，说一千道一万，如果在困境中真正得到接济，比什么都实际。从罗教在粮船水手中传播的情况来看，该教教义满足了这些水手们的生存需要。
粮船水手多是来自运河沿线的破产农民，他们常年奔波在千里大运河上，劳动极为艰苦且充满风险，如果所运粮食遭到覆船或火灾等情况，就要由运粮者赔偿，发生一次事故足以致他们于死地。另外，水手们收入微薄，运粮又有季节性，每运一次就有一个单程回空，根本挣不到钱，每到闲季，大批水手生活无着，只好靠打工度日。另外，这些水手一旦年老生病，丧失劳动能力，下场极为悲惨，正因为这些情况，水手们精神空虚，也有许多实际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罗教在杭州、苏州一带建造庵堂，作为水手们闲暇栖息之地。另外，罗教还帮助水手们调解矛盾，接纳年老有病的水手在此茹素诵经，创立了许多庵堂，“粮船水手俱系山东、北直各处人民，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死，亦无处掩埋，故创设各庵，俾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在庵者俱习罗教……”[9]。
这样，罗教的庵堂成了粮船水手的临时住所和可以依靠的地方，自然也成了罗教传播与活动的中心，粮船水手加入罗教，与其说他们是出于信仰，到不如说他们是出于求生的需要。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嘉庆年间直隶束鹿县的一支弘阳教，只收妇女，尤其是吸收寡妇入教，教徒的主要活动除了烧香诵经，就是替人治病，该教规定每月聚会两次，诵经拜佛的内容无非是劝人行善一类，教徒上香上供，也要“随愿奉献钱文”[10]。
这支弘阳教吸引人入教的手法也是看准了一部分人的生活需要，在封建中国，一个妇女如果死去丈夫，生活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还会带来种种麻烦，弘阳教吸引夫故无嗣的妇女入教，对于这些身处绝境的妇女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而对于这些妇女来讲不仅是精神上的安慰，入教之后，可以通过传徒，做会挣钱，有一定的收入，使这些穷苦无着的妇女，生活上得到一定的保障，因此入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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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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