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信用观与当代企业管理之借鉴

“假老板现象”、“独裁现象”和“59岁现象”。

三是外部信用结构失衡。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现代商业社会是一个契约社会，人和人的交往建立在共同遵守契约的基础之上。当不守信用和欺骗盛行时，一切契约都不可靠，商业活动就无法进行。”同样，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执行法部门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其他部门之间也都是一种契约关系。这种相互间的契约关系彼此交织，使企业处于一个复杂的社会信用网络中。由于法制不健全，政策不完善，导致了企业与执行部门之间、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对称信用关系的存在。其恶果是违法者未必受损，依法者未必受益；假冒伪劣获取暴利，合法经营难以为继。最终是整个社会的“信用链”被瓦解，信用体系被破坏。

三、当前我国企业信用结构的重建

我国当前某些企业信用结构的重建，其关键是由非对称性信用结构转化为对称性信用结构。这一转化过程应当是与我国的经济转型、企业制度转轨、政府职能转换同时进行的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企业信用重建如图1所示：



它包括三个方面的重建：

1．企业信用支点的重建。其核心在于减少政府或其他非正常干预，由企业根据市场竞争的要求，从本企业的长远利益出发，确定自己的最佳支点定位。比如，企业该不该投资、投资多少，该不该上项目、上什么项目，该不该兼并、重组、破产，如何兼并、重组、破产，都由企业自己决定。而作出这些决定的根据，就是建立在国际、国内市场行情和自身竞争能力基础上的支点定位。至于这种支点定位是否准确、是否合理，也全由市场竞争来决定。

2．以孔子、孟子信用结构为参照，进行企业内部的信用重建。其核心在于从企业的管理机制着眼，从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入手（在本图中，用两组方向相反的箭头表示），建立起企业“主要经营者的个人道德信用记录”。其作用有三：一是有利于发扬中华民族重人伦、讲道德、守信用的传统美德。如前所述，“千百年来，孔子、孟子所提出的信用原则、所设计的信用结构已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行为规范和信仰归宿”，甚至成为整个“东方的圣经”。据介绍，在日本，孔子的《论语》至今被尊为管理的法典，并直接启发了涩泽荣一“修己度人”、丰田父子实业报国、堤康次郎“推己及人”等几代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和重品德、讲信用的经营伦理。在重建中国当代企业的信用结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将孔、孟信用思想的精华发扬光大。二是有利于弥补法律的空白。如前所述，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在罪与非罪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地带”，而且，即使在法律管辖的范围内，“一个缺少道德支撑的法律，往往效用有限，甚至沦为一纸空文”。

西方的新制度经济学派有关产权和交易成本的理论也认为，在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中，存在着“合同没有事前明确规定的”“剩余决策权”。实际上，这里的“剩余决策权”就是指难以用契约形式规定的“法律空白地带”。用什么来填补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法律空白地带”？用什么来支配企业主要经营者的“剩余决策权”？其唯一有效的手段也只有道德。三是有利于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建立“主要经营者的道德信用记录”有利于企业家的身份甄别和业绩体现。这样，在一个社会信用很好的企业里工作的主要经营者，可能因为道德行为不检点而带上污点；同样，一个社会信用不好、债务缠身、濒临倒闭的企业，其主要经营者因为工作出色，严以自律，仍可以留下良好的“主要经营者的道德信用记录”。这对于鼓励企业家走职业化道路，勇挑重担，合理流动，无疑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3．以韩非子信用结构为参照，进行企业外部的信息结构的重建。其核心在干净化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的同时，建立企业的“社会信用记录”。韩非子的法治信用结构中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治“近”，即皇亲国戚；二是治“臣”，即百官大臣；三是治“民”，即黎民百姓。三个层次中，治“近”与治“臣”尤其重要。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之所以无法建立法治社会，其主要障碍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层次没有治理好：治“近”不好则发生“内乱”，“内乱”不已则政变不息；治“臣”不好则发生“上乱”，“上乱”不已则民不聊生。所以韩非子主张，治“近”要“法不阿贵”；治“臣”要“刑过不避大臣”。在重建当代企业的外部信用过程中，要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结构，韩非子的信用结构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那些走私贩私的企业、制假售假的企业、逃债赖债的企业、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无论其背景如何、来头如何、主要经营者的靠山如何，一律照章行事，严惩不贷，并―一记入该公司的“企业社会信用记录”。

那么，谁来负责“主要经营者道德信用记录”和“企业社会信用记录”呢？那就是社会资信评估机构。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成立信用经纪公司”。事实上，要实现这三个方面的重建，其关键就是建立全社会公认的公正、权威的资信评估机构。资信评估的作用，有人譬之为“监护市场的第三只眼睛”，有人智之为“投资者的监护人”，还有的人则智之为市场经济中“防止跌倒的手杖”。实质上，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如今，美国穆迪（MOOY）、标准普尔（S＆P）等著名评估公司；日本有日本债券调查所、日本投资者服务公司等著名评估机构；韩国有韩国投资者服务公司、全国信息的资信评估公司等著名资信评估公司。

据专家论证，我国的资信评估业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步以来，经历了初创、整顿、扩展、调整以及起飞这五个阶段，并呈现近倒家信用评估机构、覆盖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分属省市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科研院校“三足鼎立”的发展态势。只要按照组织企业化、人员职业化、作业规范化、主体多元化、目标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的资信评估机构完全可以建立科学、客观、公正的企业信誉评价体系，并在中国当代企业的信用结构重建过程中，成为权威的监护人和公正的裁判。

而政府则应该从企业事务中退出，即政府不再干预企业主要经营者的任免，不再幕后操纵企业与执法部门的正常法律事务，不再操纵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对企业的信用结构重建而言，政府所应该管的主要是这两件事：一是对资信评估行业的指导与监管，制定合理的政策，促进资信评估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对社会公众的信用服务。也就是以“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的形式，对主要经营者的信用记录和企业的信用记录进行管理：哪些情况应该进人记录；哪些人可以查阅这些记录；哪些人可以保管这些记录，这些都需要进行全面规划，制定统一政策，从而为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为所有企业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良好的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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