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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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字体作者：佚名来源：本站整理发布时间：2009-02-04 23:37:00

五、关于企业制度个案考察和官利制的研究

除上述四个比较重要的方面之外，学者们还就一些企业制度问题展开了研讨。如对张骞创办的大生企业集团的制度创新的研究。陈争乎认为，20世纪初，中国产业进入民营化时期，解决官商关系问题仍然是中国企业制度变革的关键，张骞创造的“大生”模式开辟了解决官商关系问题、发展中国民营产业的新路．张骞将大生纱厂改为“绅领商办”，以利更多的商人投资纱厂，这是他在企业组织方式上的一个创造。“大生”模式的靠股份公司制兴办社会化大生产、产权关系明晰、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从实际出发的劳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为后来的中国企业家树立了榜样，对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21](P39—50)

朱荫贵也以大生纱厂为例分析了近代中国早期股份制企业的特点，认为，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于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分配方面的一种制度，是近代中国股份制企业面向社会筹集资本时不得不面对的颇具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他还认为，大生纱厂第一届股东大会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做了许多尝试，这次会议在议程、议案和形成的决议等等方面，基本上都是按照当时公布不久的《公司律》的规定进行的，这次大会的决议和通过的议案，在大生纱厂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方面，迈进了一大步。[22]（P49—59）

再如关于“官利制”，杨波从近代社会资金流向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近代企业发展的最突出问题就是资本匮乏，这并不能归咎于社会资金绝对数量的微小，而主要在于资金流向的影响，土地、典当、商业高利贷是当时社会流动资金之理想的活动场所，当新式工业的利润不能高于或接近于传统投资利润时，就难以吸收到亟需的社会资金、使之成为工业资本。由于近代企业生产及发展过程的陡发性，使得它自始就缺乏足够的社会资本储备，在人们对新式产业投资意识淡漠的情况下，要想把社会资金从过去利润丰厚的投资上转吸到颇具风险的新式企业的开办中来，不优示不低于或接近上述投资的利润及其取给保证制度，无疑是困难的，因而，企业中“官利制”的实行，体现了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23](P75—80)

张忠民就近代中国公司制度中的“官利”与公司资本筹集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分析了“官利”制度形成及其延续的原因，指出近代中国公司企业的官利制度对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演进具有双重的历史作用。一方面，官利制度，特别是早期的官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股份企业的经营负担，甚至成为导致公司步人困境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官利制度的存在又使得股份公司的集资筹股更符合社会大众的传统投资心理和传统的筹资方式，使得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股份公司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演进具有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和发展可能。[24](P118—126)

六、研究状况评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企发展促使人们关注晚清企业的官商关系、政企关系，股份制改造为研究者借鉴现代企业理论研究晚清企业制度及企业制度思想提供了现实参照。毫无疑问，晚清企业制度的演变、企业制度思想的嬗变更新，与晚清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从社会环境角度研究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自有其学术价值，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演变的认识。不过，这类研究不能替代对企业制度及企业制度思想的探究，企业制度变革及其思想沿革不仅关涉到社会经济状况，而且与人们的政治经济意识、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晚清企业经营实践活动、与政府经济政策演变、与法律环境的改善等等都有着复杂、密切的联系。

最近10年，关于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研究的成果颇丰，在若干专题研究方面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关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及其思想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面世，其中有的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深入地探讨晚清企业制度思想与实践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与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相关的研究起步很早，但从经济制度、经济思想角度切人，还是近10年的事，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近年才出现，而且论述的时段并不是以晚清为重点。如沈祖炜主编的《近代中国企业：制度与发展》一书，其研究是以上海为中心，集中描述中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历史，提示近代中国企业发展的经验和规律，论述的重点放在民国时期。次如豆建民的专著《中国公司制思想研究(1842—1996)》，从章节篇幅上看，绝大部分集中在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晚清只在其中占了很小的部分。再如张忠民的著作《艰难的变迁一一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研究》，其主要篇幅也是放在民国时期。上述现象从研究对象自身特征来看，亦是十分正常的，因为晚清时期企业制度及思想的演进在整个近代企业制度发展史上属于草创阶段，如企业制度的法律规范迟至清末新政时期才开始出现。

国内史学界关于晚清企业制度及企业制度思想的研究尚存在许多需要拓展的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在若干方面进行更加细致、更加全面的考察。概而言之，以往研究有一些缺憾，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改进完善。

其一，研究视角较多地关注企业制度及思想演变的社会环境，即较多地从外围探讨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演进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其演进轨迹进行勾勒描绘，而相对忽略了对晚清企业制度及企业制度思想的具体分析，实证的考察探究比较欠缺。

其二，研究选择的企业个案实例主要集中在官督商办企业上，且较多地倾向于以轮船招商局作为代表进行制度模式分析，对其他官督商办企业分析比较欠缺，对民营股份制企业的分析主要限于大生集团，而对晚清企业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其他过渡形态缺乏相应的制度分析，未能完整地揭示近代企业制度模式演进的内在逻辑。

其三，对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研讨比较零碎，虽然对晚清公司制度思想的研究比较全面，但也存在对公司企业制度思想具体内容的分析较为薄弱的缺陷。公司企业制度是与公司法及相关经济法规章程密不可分的，这些法律规范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公司企业制度的认识，但言论主张上升为法律规范有一个认识发展的过程，因此单纯以公司法规为线索探讨晚清企业制度思想就会忽略许多有历史价值的观念主张。

其四，对晚清企业制度及企业制度思想的评价问题，由于受现实社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些缺陷，其主要表现就是评价标尺的单一化。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流行的政治尺度，往往将企业经营形式与政治属性、阶级属性直接挂钩，并以此来定性和判定其历史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人们较多地从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角度立论，并以经济现代化、经济制度现代化的尺度来加以衡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者们又较多地从现代企业理论考察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参照系评判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社会历史环境。时代推移和视角转换一方面拓展了学术界对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的研究视野，但另一方面使研究的价值尺度不断地游移，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

针对上述缺憾，要想进一步推进关于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的研究工作，加快学术创新的步伐，就必须努力改进、加强对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本身的考察分析，扩大企业个案分析的范围，注重历史人物有关企业制度的思想观念的演变历程，打破单一评价尺度的束缚，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晚清企业制度思想的发展轨迹，尝试把对人物思想的分析、对企业章程的文本分析和企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史、企业史、经济思想史、企业制度发展史等结合起来，全面地总结晚清企业制度及思想的演变规律，以期从历史智慧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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