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

理论命题及简单证明
    一个机构或个人拥有另一机构的股份达到或超过某一界限时，拥有方将会全力以赴的为被拥有方工作，无论其控股与否，其工作的努力程度将不会因其股份额的增加而增加。命题中的“界限”并非固定，会因其股份拥有者的不同而不同。
    该命题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即：机构或个人的努力程度是有上限的。因为人的努力受到自己本身智力、生理等方面的限制，机构也存在着其运行机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效用极限，他们不可能永远地更加努力地去工作。按照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委托代理模型中行为人的努力选择（effort choice）可用如下函数关系来表示：
            E=F(A、C、S、e)
    其中：E表示行为人工作的努力程度              A表示行为人拥有的股权份数
          C表示行为人努力工作的成本              S表示行为人的自身因素
       e表示随机因素
    在该表达式中，e是系统随机变量，非人为可控制，C、S是行为人自身因素或由自身因素而决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那么，在行为人追求自己效用函数最大化过程中努力选择的时候，唯一能对其产生影响的就是他的财富即他拥有的股权份额。必然地，行为人努力工作的程度会随其拥有被拥有方财富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当行为人的财富达到一个足以使他选择最努力工作的数量时，再增加其财富数量对其激励将是无效的。同时，我们也无法证明这一界限与行为人控股的财富数量的排序有何必然联系。
    （二） 国有企业与法人治理结构融合的可能性
    在上述命题成立的条件下，依照相同的逻辑思路，可以得出：现代公司法人治理机制要求能尽最大努力为公司谋发展的股东控制并管理公司，而并不一定要求掌握股权最多的股东来控制公司。在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建立的企业治理结构中，我们无法证明拥有股权最多的股东与最努力的股东不是同一行为人。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最大股东控制公司天经地义、理所应当。但是，建立在国有产权基础上的国有企业，可以证明控股方——国家并不能尽最大努力去管理企业，至少从制度上无法保证。明确这一点，就可以得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条件下，寻求一种机制，限制国家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预，使那些能尽自己最大努力的股东控制和管理企业，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符合法人治理结构内在要求的决策和管理体制。国有企业与法人治理结构是可以融合的。

三 国有企业与法人治理结构融合的方式研究

    通过以上分析，已经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与法人治理机制相融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并且，二者有机融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由之路。基于此基本认识，笔者以前述命题思路为主线，本着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共赢的原则，仔细研究国有企业现状和已有的理论成果之后提出如下国有企业改革设想：
    （一） 国家以拍卖、招标等市场方式将部分的国有股权转让给数家外国资本、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但最终的股权结构还是国家绝对控股。这样以来，在国有企业的内部形成了几只真正为了追求利润而存在的力量，它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谋企业发展。从制度上保证了企业决策过程的科学性，使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有效运行。同时，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还要求国家在最终的股权结构中控股。
    （二） 国家放弃其拥有的股份在公司日常运营中的表决权，同时保留在非常情况下的行使股东权利的权力。如前所述，理论上找不到能真正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利的机构和个人，即使勉强找到一个，在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很难保证其决策的有效性。然而，目前的股权结构中，国有资本“一股独大”。如果国家不放弃表决权，必然的结果是在企业股东大会决策过程中，一个从制度上不能保证其有效性的决策占了优势，这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相反，在国家放弃权利之后，引进的非国有资本便可按照科学的程序，以盈利为目标进行科学决策。
    上述“非常情况”是指：（1）非国有股东联合一起，做出一些合法但对国家利益严重侵害的事情时。（2）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出现危机或其他全局性的变故时。“非常情况”下国有股权的保留一方面避免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不是很完善而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国有经济在“非常情况”下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能力。
    （三）国家对企业派出监督小组，负责监督企业的 日常运营并直接对政府负责，同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赋予小组成员列席股东大会、董事会会议、检查公司各种文件资料的权力。从制度上保证“非常情况”被查出的可能性。
    （四）当监督小组提供充分证据（充分的标准可以灵活确定，笔者认为较公允的方式是让独立的外部专家组来确定其是否充分）证明其他非国有股东有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时，政府行使其股东权力，阻止该行为的发生或为国家追回不必要的损失。
    （五）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为非国有股权的转让创造良好的条件。这是为非国有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使它们可以顺利实现自己努力管理公司所得的报酬。如此以来，为非国有股东又增加了一个为获取资本利得而奋斗的目标，在资本市场上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非国有资本进入国有企业，通过锐意改革、努力管理使其所用有的股权升值，然后又退出投入下一个目标。非国有资本就像一个垃圾清理的机器，清除市场上不好的国有企业。
    可以看出,上述设想是突破了传统的法人治理结构中同股、同权、同利的基本原则。利用非国有资本所有者对资本关爱时的特殊情结，在公司内部形成了现代企业法人治理机制所要求的股东之间相互约束、谋求企业发展的机制，实现了国有企业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融合 四  关于上述设想的几点说明

    (一)非国有资本的“退出权”保护国有产权。
    在国有产权基础上，国家与企业之间存在一种隐含的长期和约关系，但是，当政府作为和约一方履行所有者职能时，它通过行使“退出权”惩罚企业的违约行为的威胁事实实际上是不可信的。因为，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使其一旦解除与企业的和约关系将承担巨大的潜在退出成本。因此，政府难以运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但是，在前述设想中，政府不必运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非国有资本的可能退出，从客观上保护了国有产权。在资本所有者与企业之间的和约关系中，为解决“履约问题”，和约双方都拥有终止和约关系的“退出权”作为惩罚性对策使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免受他人侵害。如前所述，国家不能运用“退出权”来保护国有产权。但非国有资本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它完全可以运用“退出权”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非国有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紧密相关，非国有资本所有者“退出权”的行使，客观上保护了国有产权。
    (二)该设想是可以为非国有资本所有者接受的
    资本的天性是追求剩余价值，非国有资本所有者拥有资本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利润。但是,资本有效带来利润是有一定条件的，它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在目前的情况下，非国有资本一般数额较小，想获得规模报酬是很难的，即使对于一些国外的大公司来说，它们要想用较小的资本取得规模效应也是不容易的。然而，在上述的设想中，非国有资本注入到国有企业之后，它们获得了企业控制权或者可以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使企业按照自己的思路发展，使资本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率的包含规模报酬的利润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方式是国家把国有资本以租赁的形式交由非国有资本所有者代为经营，只不过租金率是与资本运营状况完全正相关的。国家分担可企业的部分经营风险。非国有资本所有者获得的高于一般利润率的部分可以看作是其努力管理企业应得的报酬。另一方面，也即最重要的一点，一个企业或个人控制另外一个集体，对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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