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企业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新探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   马克思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核心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笔者的研究发现亚企业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本文试图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企业家生成制度安排，探讨亚企业家的生成机制，这种生成机制激励着人类不断向上进取，最大限度的发挥各自的才能，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向前进步。
    一、 名言的启迪：不愿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拿破仑说：“不愿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为什么拿破仑把愿不愿当元帅作为评判一个士兵是不是“好士兵”的标准？他为什么不教导他的士兵安于现状、各自完成自己份内的任务就行了？而是鼓动他的每个士兵都要有当元帅的志向、“不要安于现状”？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支军队中都存在着两级：一极是元帅，只有一个人；另一极是最基层的、人数最多的士兵们；在元帅与士兵之间是无数的正在向元帅征途中“跋涉”的集群–—                “亚元帅”们。他们三者共同组成一个金字塔型的严密的军队组织结构。现在的问题是，有了组织严密的军队就可以打胜仗吗？士兵拥有当元帅的志向与军队的战斗力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正是我们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所在。
    拿破仑深知：仅有组织严密的军队是远不够的，一支军队能否打胜仗的关键在于这支军队是否有战斗力；一支军队的元帅只可能有一个人，尽管他鼓励每个士兵都要有当元帅的志向，但实际能成为元帅的人只有一人；元帅一人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一种“规则”来调配、激励、约束他的部下，否则，他的部下就可能不服从元帅的调配，既使他的部下慑于被“严惩”的可能，也会采取消极“怠工”予以对抗；拿破仑关键在于他建立了一套“元帅制度”。这套给定的“元帅制度”的核心内涵有二：一方面是从士兵到元帅是一条荆棘丛生、历经千辛的充满风险之途，且具有当元帅志向的士兵会承担巨大的风险并付出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另一方面是一旦某一士兵真的当上了元帅，他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且能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待遇。也就是说，一个士兵若真的能当上元帅，他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同时也能获得同样巨大的“收益”，成本与收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等的。当然，这种“成本”的付出先于“收益”，且有不确定性。
    站在士兵的角度看：从士兵到元帅一条充满风险之途，且要付出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甚至付出生命为代价，所有士兵中将会分化为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愿意承担风险、放弃相对“安逸”的机会成本，从而“跋涉”在通往元帅的征途上；另一种选择是不愿承担通往元帅征途上的风险，宁愿选择“安逸”、做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士兵。前种选择的士兵群，他们在跋涉的途中，为向元帅的目标挺进，都将会想方设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所有潜能，他们是这支军队中最具战斗力的群体。但因各自能力的差异，就出现有人“掉队”现象，随着向元帅目标的靠近，能坚持下来的人越少，“掉队”的人总数就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面“掉队”人的能力比前面“掉队”的人越来越强，他们被安排在职位递增的层次上。在此士兵群中，最后能当元帅的只有一人，其他的人分布在从士兵到元帅以下的不同层次上，我们称这些人为“亚元帅群”。“亚元帅群”是军队中真正最具战斗力的群体，是军队的灵魂。而选择“安逸”、不愿承担风险的士兵只有在“亚元帅群”的指挥下进行战斗，他们构成“亚元帅群”的基础从属群体，也就是普通士兵群体。
    通过分析，最初的问题答案就有了：拿破仑鼓动他的每个士兵都要有当元帅的志向、“不要安于现状”，是因为军队的强弱在于战斗力，而不是仅有严密的军队组织结构就行了。军队战斗力来源于所有军人的积极向上的意志和不畏艰难征途上的跋涉毅力，这种意志和毅力是由“元帅制度安排”而激发出来的。“亚元帅群”就是这种“元帅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亚元帅群”是军队中真正最具战斗力的群体，是军队的中坚和灵魂。
    社会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安排”与军队中的“元帅制度安排”有类似之处，也就是说，与“亚元帅群”是“元帅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一样，“亚企业家群”是“企业家制度安排”的具体产物。“亚企业家群”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和灵魂。
    二、 亚企业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关于社会经济发展动力的命题，马克思、熊彼特已有完善的论述，即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认为工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熊彼特创新理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创造性破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其发展动力的命题尤值得我们重新探索。为此，笔者在研究马克思、熊彼特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亚企业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1．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熊彼特企业家理论的比较分析。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一般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资本家或企业主凭借资本剥削一般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两者的利益根本对立，从而导致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运行规律，他认为企业家以其“创造性破坏”的企业家素质来创造社会利润，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得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并自动进入“社会主义”，形成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
    笔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并不矛盾，他们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各自进行了合理的论述，从而导出有差异的结果。其共同点是：（1）都是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本源问题，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资本主义内部。（2）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而不是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即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源是工人这种一般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企业家这种劳动者所创新的结果（熊彼特）。（3）他们从各自的理论推导出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性。
    其不同点是：（1）马克思的发展观是唯物辩证的，用在社会经济问题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熊彼特的发展观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成分，突出表现在他坚持主观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以及过分强调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而忽视了人民群众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力作用。（2）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来论证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而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运行，得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并自动进入“社会主义”，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
    对企业家这个理论问题，他们有不同的论述。马克思阐述了雇佣工人的使用价值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所有者无偿占有；他将企业家等同于产业资本家、企业主、经理等②，把企业家划归为资本所有者和剥削者。熊彼特指出了企业家是与资本相分离的、制造“创造性破坏”的劳动者。企业家不同于资本家和技术发明家，企业家是资本的“使用人”，能有效地运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以创新为职业的特殊类型的人。既然企业家是劳动者，那么企业家同样是一种劳动力，且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是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要素之一，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既有其共性又有其特殊性。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过分强调企业家的地位，而完全忽视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⑤；但是熊彼特指出了企业家是与资本相分离的、制造“创造性破坏”的劳动者，得出了资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