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该不该“立宪”？

   华侨城集团成立14年来，效益平均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是国有企业中的典范。但在中国加入WTO进程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口，他们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困惑，集团的惯有优势还能保持多久?为此，他们决定立一部相当于国家大法的企业《宪章》，而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是国家而不是现任的总经理，那么——

　　经过半年的努力，华侨城集团的《宪章》12月4日在深圳终于浮出水面。尽管企业的负责人一再强调，此《宪章》只是第四稿，还有待于进一步修改，但一个企业想为自己“立宪”的大事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政府官员、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宪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企业经营者制定《宪章》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国有企业该不该立宪，有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宪章？企业经营者的权利有多大，能大到制定一部《宪章》吗？

　　在困惑中“立宪”

　　在原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了数年，现任深圳华侨城集团公司总经理的任克雷，说他有幸经历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20年，他首先是将华侨城放在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思考“立宪”问题的。

　　他说，“国有企业走到今天，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间已经很小，市场也存在不少问题，大多数国有企业都处在相当困难的境地。这说明原有的体制已经不适应今天的发展，如果不在制度上有所创新，企业再往前走，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华侨城是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并仿照深圳蛇口成片开发模式成立的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和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4 ．8平方公里。
　　1994年，华侨城进行了第一次机构改革，由一个行政区转变到企业集团的经营模式。主要涉及电子、旅游和房地产三大产业。拥有两家上市公司，康佳是其最大的控股子公司。

　　任克雷强调，作为国有企业的一个缩影，华侨城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麻烦。刚刚从墨西哥考察回来的他，说自己时差还没有倒过来，但对企业面临的形势却有清醒的认识。

　　“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与20年前完全不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了国际间的竞争，中国的企业必须努力应对来自国际的压力，在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同时也不可小视来自国内的非国有企业的冲击。

　　另外，企业遇到的高新技术挑战，使传统的国企失去了技术的优势，中国加入WTO在即，如果不从制度上有实质性的创新，华侨城的惯有优势很难有大的作为”。

　　据了解，在华侨城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调整，每一次的调整都是在重压之下完成的，但每一次的重压之后都为企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任克雷说，搞《宪章》不是偶然的，而是希望能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道路上探索出一条新路子。

　　《宪章》出笼遭非议

　　华侨城的《宪章》涉及到集团定位、文化品位、运行机制、管理方略等七方面的内容，并对三个关键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一是文化选择，要求贯通中西，适应未来变化；二是内部运行机制，但没有涉及中央与华侨城的关系，只讲了华侨城的内部关系。主要包括下属子公司的产权制度与分配制度，下属子公司经营者的选拔、考核、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层面上试图创新并考虑了可操作性。三是集团未来的经营思想，为了可持续发展，企业应该有哪些经营方面的核心理念和经营政策。

　　对于《宪章》的意义，专家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异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博士告诉记者，一个企业的制度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种，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不能代替正式制度，但往往是正式制度的基础。《宪章》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很有意义，但如果作为一种正式制度，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说清楚。比如产权归属、经营者权力等。

　　对于产权归属问题，任克雷认为。“搞清产权无非是激励了企业家的物质利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在乎物质的追求 ”，在任看来，企业家赚1亿元和赚10亿元对生活质量的改进没有多大意义，推进国企改革，产权改革是重要措施但绝不是惟一措施，企业家对事业的追求往往是高于物质的。

　　任克雷说，他不希望在任期间为企业固定太多的东西，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种不断变革的观念。“如果有一天我退休了，我的接班人仍然沿用我的那一套制度，那是我经营这个企业最大的失败”。

　　他指出，对于华侨城来说，现在固定任何东西都为时尚早，如果能够提出不断变革的制度基础，改革就成功了一半。在这中间，如果要强调固定的话，就固定了两件事情，一是确立企业的核心价值，你这个企业到底要追求什么？二是制度和程序上相对固定，不要因为领导班子的变动而影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仅仅是能为社会提供几个产品，而是构造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可以使经营者永续不断地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权力的争论毫无意义，如果你没有这种意识，权力再大也没用。

　　“尽管我是从打工的身份做老板的，但我争取打好这份工”。

　　企业可以为自己“立宪”？

　　对于国有企业该不该“立宪”的争论中，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杨瑞龙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企业已经进入自由恋爱阶段，有必要的话，可以先生孩子后结婚，如果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父母、亲人都会接受。虽然此观点带有重男轻女的色彩，但它毕竟承认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任克雷说，企业为自己“立宪”，实际上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具化，应该主要由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定。

　　一些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感到艰难，可能不仅仅是资金、技术、人才的问题，而是文化的包容性太弱。

　　“企业在变革中，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过去的成功很可能会成为明天的陷阱。因为听到的溢美之辞太多，企业的忧患意识就会变弱，风险也就更大，如果你不主动改变基因，就会慢慢退化”，任克雷强调，华侨城“立宪”是希望开始新的征途。

　　业内人士认为，企业为自己“立宪”说明国企改革许多深层问题在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产权归属问题、经营者的权力等是不是经营者所看重的，是不是解决产权、经营者权力问题之后国企便可无忧无虑了。在这些问题提出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个问题需要大家思考，那些不在乎物质追求的经营者们到底需要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