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成长的“忧愁”

【本文由PB创新网为您整理】[摘要]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据有关研究分析和测算，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４．５年。很多民营企业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大都感到“力不从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面临严峻挑战。实际也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挑战。它表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能否有效克服这个瓶颈，将是我国民营企业能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今后几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间的竞争，将主要不是技术和产品乃至市场的竞争，而是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治理质量的竞争。

　　一、民企要“脱帽”
　　
　　主持人：在中国每天都有无数新生力量：民营企业正在成长。成长企业百强榜正好体现了这点，过去三年中，中国最具活力、成长最快的企业也都是来自民营企业，在表象背后，我们的民营企业真的成长了吗，成长后的民企会再是“私企”吗？
　　
　　郭凡生（慧聪集团总裁）：我们从中国大量民营企业做不大、做不持久的现象中怎样破解当中的问题呢？这应该是我们企业家应该讨论的重要方面。到底中国企业缺什么？缺钱吗？我们看到很多有钱的企业破产了，很多没钱的企业却成长了，说到底还是制度的问题。我认为国有企业的垮掉和今天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不仅是人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所以民营企业要想取得持续的发展，一定要考虑自己持久的制度创新。
　　
　　吕政（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国外有一位学者曾经专门研究过华人家族企业的组织形态，得出的结论是华人企业普遍做不大。分析原因，主要是华人家族企业对家族以外的成员缺乏信任机制，产权结构局限于以血缘和裙带关系为依托，缺乏社会资本向企业集中的机制，华人企业的不同所有者经营者之间缺乏按企业和抉择合作共事的文化传统，缺乏资本集中所要求的人际关系的凝聚力。
　　
　　牛根生（蒙牛集团总裁）：作为去年成长企业百强的冠军，我感觉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阶段是一个高速成长的时期。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也就像日本、韩国、台湾前二十年那样的阶段，那个时期有很多好的企业，以高速的发展取得了今天的业绩。但作为民营企业我有自己的切身体会。我的企业是私企吗？是哪个个人的吗？不可能。这次在ＡＰＥＣ会议上，我说我代表一百万奶牛在参加会议。虽然我的企业小，但是我代表的人数多。
　　
　　二、成长的瓶颈
　　
　　主持人：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面对新的政策，作为民营企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发展瓶颈呢？
　　
　　刘迎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新一轮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高潮即将来临，企业间的竞争也将变得更加激烈。随着“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消除体制性障碍，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和“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等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的逐渐兑现，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法制环境问题将让位于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竞争力大小的问题。过去那种靠钻国家政策和法制不完善的空子敛财的现象将大幅度减少，企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赖于自身的竞争力和成长力。这时，企业竞争力、成长力和发展力上表现出来的差别，将不仅是技术、产品和市场等方面的差别，而且是企业自身治理结构、治理质量与治理水平的差别。
　　我认为，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据有关研究分析和测算，目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４．５年。很多民营企业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继续向前发展，大都感到“力不从心”。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面临严峻挑战。实际也是企业内部治理及其结构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挑战。它表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实现更大发展的主要瓶颈。能否有效克服这个瓶颈，将是我国民营企业能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从这个角度看，今后几年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间的竞争，将主要不是技术和产品乃至市场的竞争，而是企业治理结构及其治理质量的竞争。
　　
　　刘光溪（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在新形势下我们企业需要制度的竞争。我认为我们法制的核心在于行政法制化的建设，在于把权利真正纳入到一个以法来归置的社会框架里面。所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应对来应对去，最好的应对是什么，是政府职能转变过程当中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我们企业家第一竞争力的源泉。为什么要加这句话，我们看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生产的什么东西的竞争。所以我说，制度创新是我们所讲的第一竞争力。而我们给民营企业的却是没有制度的竞争。
　　
　　主持人：一直以来融资难是制约民企发展的问题之一，在有新一轮的金融改革中，民营企业在融资环境上会有突破吗？
　　
　　蔡金勇（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国家在资金配置中，市场投资者所需要并不是政府所需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民营企业存在了融资发展的瓶颈。在市场条件下，融资政策是一视同仁，消除国有商业银行与非国有企业在制度上、观念上的不对称，改变银行对民营企业的传统歧视意识，这一点对于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壮大显得尤为重要。其实，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机构是更愿意选择诚实的民营企业进行融资的。
　　
　　萧良勇（西安海天天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民营企业发展初期是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的规模，资金变成了瓶颈，必须走股权融资之路，出让股权成为股份制公司，才能较快地上升到一个新的发展平台，走上资本市场之路。
　　
　　井宁（美国标准普尔公司亚太区董事）：在中国股市将来的发展中政府和管理部门也看到了需求，ＱＦＩＩ等等也在陆续出笼，使国外的投资者可以到中国股市来投资。因为历史原因，中国的股票在国际市场也是非常独特的，有Ａ股、Ｂ股、Ｈ股，还有一些法人股，等等不同形式的股票在市场流通，这些情况都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
　　
　　主持人：从微观层面上讲，我国的民营企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离现代企业制度究竟有多远？
　　
　　郭凡生：我认为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企业成长并不难，难的是能健康的成长。一个企业发展并不难，最困难的是如何取得持续地发展。但是在这些困难前面，更重要的是我们成长的制度环境。我们企业发展之后，最大的问题是管理层次多了，这就产生了官僚主义，如何解决管理层次加大而不增加官僚，又不使官僚主义绵延，这是我们所有成长型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民营企业有“青春期”的发展冲动，表现为过高的增长欲、盲目的多元化、产业空心化和行为政治化。一些民营企业根本不满足正常的增长速度，为实现过高的增长要求，使企业长期处于高风险的运营当中。为实现过高的利润，盲目进入一些行业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还有的企业与政府的官员关系走得过近，热衷于搞公关，精力没有用于企业的生产和产品的开发，这些都是发展极不成熟的表现。
　　
　　牛根生：我们企业体制非常重要，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政企分开、责权明确、管理落实，标准就是是否你的产权清晰，是否责权明确了，是否管理落实了。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注重体制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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