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调整重于和先于政策

深沪两市上市公司已达到962家，比去年底增加15家，上市股票共为 1046只，其中A股936只，B股108只。

    在股价飙升的同时，成交量也急剧放大。两市A股成交总额为18883.21亿元，平均每个交易日达34 9.69亿元；成交总量为1434.65亿股，平均每个交易日成交26.57亿股。另外，上市公司积极参与资产重组和互连网业务是今年第一季度股市的一大特点。因资产重组而正式公告变更第一大股东的深沪上市公司达51家，表示参加互连网业务的共24家。

     税收大幅增长。到3月20日为止，全国实现税收收入233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0.8%。其中，前两个月，证券交易印花税迅猛增长，完成70.4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60.40亿元。由于税务部门加强了征管检查，税款查补入库35.18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1%。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410.81亿元。照此发展下去，2000年国家预算安排全国税务系统税收增加751亿元的目标有可能提前半年实现。

三 政策及效应分析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运行既出现了回稳的苗头，又显露出某些矛盾的迹象。这是连续两年实施扩张性政策效应积累和体制调整的结果，也提出了体制和政策联动，甚至体制先于政策进一步调整的要求。

    在第一季度的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对外贸易的超高速增长。这虽然与去年同期贸易的负增长有关，但也存在着更为重要的原因。一般来说，影响出口的因素主要有国外需求、汇率和有竞争关系国家的汇率的相对变动，目前，国际经济形势看好（包括亚洲经济复苏、美国经济继续走强、欧共体经济回稳），外部需求增加。从政策层面来看，提高出口退税起了重要作用，在内需不振和名义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出口退税等于实际汇率贬值，与此同时，周边国家随着经济复苏而来的汇率升值，也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相对贬值，这既减轻了汇率的压力，也促进了出口。虽然进口的增长比出口还快，但贸易顺差（5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42.7亿美元）扩大，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也许比这些数字表明的要大。在这里打击走私起了重要作用。1999年以前，我国海关走私活动十分猖獗，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虽然名义关税税率很高，实际关税水平不过进口额的3％。大量高税敏感商品，如汽车、石油等通过走私进入中国，一方面造成关税流失，另一方面由于走私货物不计入官方经常帐户，造成巨额贸易顺差。1999年以后，随着打击走私力度的加大和征税手段的强化，过去走私的商品通过正常渠道进入国内，海关税收增加到进口额的8％左右，官方贸易顺差随之下降。从理论上讲，影响进口的因素主要是本国的国民收入、汇率和国内外相对价格水平。我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上固定不变，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下滑之中，国内通货紧缩在持续，这三个因素都不构成进口快速增长的理由。我们估计，如果按照可比口径，目前实现的贸易顺差至少应该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50％。不过，净出口的增长及其贡献度的增加，反过来说明启动内需的目标尚未达到。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的加快是经济回稳的另一个迹象。这说明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根据持久收入和生命周期理论，在没有流动性约束的条件下，消费者可根据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按照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去安排自己的消费。这一理论告诉我们，启动消费有两个重要前提，一个是让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加有一个持久而稳定的预期，另一个是消除妨碍消费者平滑消费其总资产的流动性约束，前者要求收入有一个持久的提高，后者要求金融部门建立可靠的信用体制。去年下半年，国家财政拿出540亿元为8400万公务员、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提高30％工资和支付社会保障金，并计划在未来三年内使公务员工资翻一翻，这些措施对稳定居民的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有明显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以后的消费增长态势显现了这一点。由此可见，虽然消费属于个人理性行为的范畴，但是，政府政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是，面对下岗失业的增加，收入预期和消费预期的根本好转，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制约消费的金融服务因素集中体现在金融机构缺乏居民收入数据和信用记录，消费者苦于金融机构复杂的贷款手续，所有这些都妨碍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于是，建立居民可靠的信用记录就成为发展金融服务的迫切要求。好在居民储蓄存款实名制已经于4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这项制度将有助于重建消费者信用管理体系，对启动消费意义深远。不过要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有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和相关法规（如保密法）出台。

    与外贸和消费的增长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投资增长大幅下降，财政启动投资并没有得到民间投资的响应。1999年，尽管政府为刺激经济的增加的开支比1998年高出2253亿元，相当于当年GDP增量的59.4%，但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不含城乡集体和个人投资）只增加了6.3%，民间投资增长更慢，致使去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到5.2％，是1991年以来的最低点，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2百分点。因此，启动民间投资已经成为当前扩大内需的焦点。我国目前的税制是一种对投资征高税的制度，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不抵扣增值税，人为地压低工资成本，如北京只能按800计成本，超过部分当作所得纳税。这一切就挤压了企业的利润边际和利润预期，削弱和损害了民间的投资热情，甚至《个人独资企业法》出台也没有得到社会的积极响应。因此，实施减税政策看来是启动投资的有效选择。鉴于一下子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影响太大，难以承受，可以分步实施，先改成收入型增值税。从货币政策来看，M1的快速增长似乎意味着货币供应增加，但投资下降，实质经济启动不了。与此同时，社会上非法集资的现象又有所抬头，说明正常金融管道堵塞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此，不能仅仅从“货币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就认为货币供应量充足，因为在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中，随着货币职能范围不断扩大，不仅要满足GDP的交易需求，而且要满足资产证券化、资产货币化以及相关二级市场交易的需求，甚至不计入GDP的地下经济如色情、走私等活动都需要大量现金流的支持。考虑到以上因素，目前的货币供应量仍不能满足实际经济的需求，难以支持动员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走向工作岗位的要求。

     新年伊始，国家统计局决定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代替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的主要监控指标。本着与国际接轨的精神，这一改革措施原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全国上下期待走出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出台，难免有回避通货紧缩之嫌。目前，服务品价格受政府管制较多，其价格变动并不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因此，从市场机制变化的角度看，包括服务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市场的反映比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要弱。列为服务消费价格统计中的主要项目，如公共交通、居民服务收费、房租、燃气、水电、取暖、教育、邮电通讯、医疗服务等，政府干预较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水电、燃气、公共交通、航空、房租、教育等服务品价格的上升是政府提价和行业垄断的结果，而不是市场需求拉动的结果，如1999年中国民航在载客量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盈利，就是民航局垄断定价的结果，这是以牺牲民航业的经营竞争力为代价的，纵然能呈一时之强，却不能达久远。由此可见，消费品价格指标与国际通用指标接轨，并不等于价格机制市场化的发展。就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即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再下降，也不能说我们已经摆脱了通货紧缩的困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有必要继续重视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和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的变化，因为它能更好地反映自由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

    四、趋势与讨论

    今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趋好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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