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在欧洲

个地区森林几乎被砍伐殆尽的一次重要事件，后来的几次森林变迁也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7]。对芬兰东部的Karelia 北部地区一个湖泊（Poettoelampi）沉积物进行的孢粉和炭屑分析，提供了延续1300年的森林火灾的历史记录，在人类影响开始以前，火灾是控制这里的森林变迁的主导因素，但从大约公元1600年开始，由于刀耕火种农业在这个地区的开始，沉积物中的炭屑含量明显增多，而且孢粉和炭屑的分析结果共同证明，在大约公元1720年到20世纪初，是刀耕火种农业迅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农业活动而引起的火灾发生间隔的缩短，引起了这里的森林结构的变化，云杉明显减少，松树成为主要树种[8]。
区域范围内古环境重建，能够为分析人类活动特点、古文化发展与变迁提供环境背景，比如农业起源的环境背景，古代社会复杂化的环境背景等。对第四纪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和总结，能够为研究环境变迁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关系提供科学可靠的古环境资料。对全球范围内末次盛冰期以来主要植被演化历史的综合研究，为研究不同地区环境与人类关系提供了古植被方面的信息[9]。对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古环境研究结果进行的对比分析表明，人类文化的发展和衰落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其中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当明显[10]。对西北欧洲的全新世考古学文化发展及其古环境背景的分析，结果显示，全新世气候变化是古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环境因素[11]。西北欧洲的人类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划分为7个阶段：距今5900，5500，4500，3800，3000－2800，1500 和1100 cal.，将其与根据太阳辐射、冰期活动、湖泊海洋水位、泥炭发育、树轮生长等环境指标重建的气候变化过程进行对比，发现人类影响自然环境/土地利用的过程与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尽管由于年代学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使得精确的对比还比较困难，但是，在未来的研究中，随着对湖泊沉积的年层进行分析和高分辨率测年序列的建立，这个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
这里大致介绍了欧洲的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如果仔细检索现有的文献，我们还能找到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众多考古学与古环境科学、古气候学联合项目的实施和一些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布，在欧洲的学术界和公众中，环境与人类关系研究已经得到普遍的认可，其主要表现就是这类研究项目能够得到政府和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不论是考古学项目还是古环境、古气候研究项目，在项目设计论证的过程中就把多学科合作作为一个重点，从而保证了这类项目的顺利实施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 [1] 靳桂云，刘东生：《华北北部中全新世降温气候事件与古文化变迁》，《科学通报》，2001年46卷第20期：1725－1730；刘东生，吴文祥：《全新世中期气候转变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的可能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第3期：29－32；夏正楷，王赞红，赵青春：《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2003年33卷第9期：881－888。
[2] Downes, J. Linga Fiold, Sandwick, Orkney. Glasgow Archaeology Research Division Report 1995.
[3] Buntintg, M. J., Tipping, R. “Anthropogenic” pollen assemblages from a Bronze Age cemetery at Linga Fiold, West Mainland, Orkney.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1, 28: 487-500.
[4] Figueiral, I. Terral, J.-F. Late Quaternary refugia of Mediterranean taxa in the Portugese Estremadura: charcoal based palaeovegetation and climatic recostruction,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2, 21: 549-558.
[5] Heinz, C., Thieabault, S. Characterization and palaeoec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archaeological charcoal assemblages during Late and Post-Glacial phases in Southern France, Quaternary Research, 1998, 50: 56-68.
[6] Proesch-Danielsen, L., Sandgren, P. The use of pollen, magnetic and carbon analyses in identifying agricultural activity and soil erosion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Iron Age – a study of two lake sediment cores from Jearen, South-Western Norwa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2003, 8: 33-50.
[7] Dumanyne-Peaty, L. Late Holocene human impact on the vegetation of southeastern Scotland : a pollen diagram from Dogden Moss, Berwickshire, Review of Palaeobotany and Palynology 1999, 105: 121-141.
[8] Pitkaenen, A., Huttunen, P. A 1300-year forest-fire history at a site in eastern Finland based on charcoal and pollen records in laminated lake sediment, The Holocene, 1999, 9, (3): 311-320.
[9] Adams, J. M., Faure, H. Preliminary vegetation maps of the World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 an aid to archaeological understanding,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997, 24:623-647.
[10] Messerli, B., Grosjean, M., Hofer, T., Nunez, L., Pfister, C., From nature-dominated to human-dominated environmental changes.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2000, 19: 549-479.
[11] Berglund, B. E. Human impact and climate changes-synchronous events and a causal link?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3, 105: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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