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的几点思考

人多地少的国情产生的一部分劳动者从农业中撤出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这部分被撤出来的劳动者就是处于隐蔽性失业状态。此类失业一般主要分布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而造成的失业。一般地，这类失业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农业和第二产业的工业等领域，而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则是吸纳失业人员和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场所。那些面临产业升级的传统行业同样存在较大失业压力。
——摩擦性失业，这是指由于社会流动性增强所导致的找工作需要时间而产生的失业现象。此类失业更多反映的是社会转型与变迁。
——追浪性失业，这是指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对本已高企的失业率形成逐波推高之势（就像大海起潮时出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追浪”现象），使得失业问题更趋严重。
只有对产生失业现象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进而作出类型划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相应举措加以解决。
4、 转型时期应对我国失业问题面临的几对矛盾
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本土化特征”决定了在解决转型时期的失业问题时，不可避免要遇到如下几对矛盾：
——失业理论的滞后与失业问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当前，我国在失业理论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受传统观念束缚，人们对劳动力商品属性、劳动力市场、劳动要素配置、就业、失业、再就业等基本概念的认识模棱两可、含混不清；虽然理论界对转型时期我国失业理论和就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分析与思考，但是并未形成理论上的突破，更别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体系”了。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失业理论目前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与盲点。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失业问题日益严峻，失业规模逐步扩大，失业层面不断加宽，治理失业的难度更加明显。
由此，失业理论的滞后与现实问题的严峻之间形成强烈反差与对比，这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
——政府管制壁垒与劳动力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大一统”式的刚性就业制度，劳动力一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只能通过计划调配。尤其是不同所有制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更是壁垒森严。在不同行业、企业、事业、行政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不仅要受到国家规定的政策和条例的限制，而且还要受到许多部门和单位自行制定的“土政策”的限制。
进入转型时期，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决定了我们必须建立较为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来对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进行合理有效配置。而目前我们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共事业部门实行的人事制度、劳动管理制度明显滞后于就业体制改革步伐，这对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单向转移的矛盾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有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具有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二元经济结构下，中国的市场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的双重转型。
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并非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因素，而是明显受到体制和人为因素制约。我们不仅存在发展经济学描述的“现代的”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而且还存在着与这一经济结构交错在一起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整个社会“农业”和“非农业”的人口结构，它在实际上使农村和占70%以上的农村人口被排斥在了现代工业文明之外。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化是以人口城市化为标志和动力的，而在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条件下，由于农业人口向非农领域转移的速率缓慢，一方面城市经济不仅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发展，而且其自身的结构升级也受到严重制约；另一方面，在人多地少的尖锐矛盾中，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与农业产业化、市场化始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和城市两个“市场”的非对称性或劳动力的单向转移，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这种转移是与经济转型同步发生的，这就意味着，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向城市中的工业涌来时，工业中对劳动力的需求已经由于其本身开始进入内涵发展阶段并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来实现增长而逐步下降了。换言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是与工业中技术、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同时发生的。
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转型的同步化，无疑加剧了我国失业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
——全方位对外开放与国内大量劳动力被“拒之门外”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国外商品的大举进入，我国面临着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国内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将会受到较大冲击，失业人数趋于增加。
与此不对称的是，由于国外劳务市场并未对外承诺“全方位开放”，因此我国国内大量剩余劳动力相应被“拒之门外”，这种开放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非对称”冲击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与思考。
——人口自然增长与经济增速减缓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使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人口数仍在1300—1400万之间，这使中国原本沉重的人口包袱更加沉重。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我国劳动力数量同样也是世界第一，并且增长速度一直很快。据统计，2000年我国劳动力数量为6.77亿左右，比1995年净增4800万，年均增加960万，到2010年将达7.52亿左右，比2000年净增7500万，年均增加750万。
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速度已从高速扩张转向近年来的自发收缩态势，经济增速明显减缓。而我国失业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加大，又对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渴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把经济增长与解决就业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
5、转型时期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对策分析
首先，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
当前，必须要廓清理论认识上的模糊概念，明确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商品属性。只有摆脱理论上的束缚与羁绊，我们才能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通过市场机制合理配置劳动要素和人力资源，从而更好地解决实践中存在的失业人数剧增和就业压力过大问题。
然后，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政策目标。
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今后我国应当确立“就业优先增长”的宏观经济目标。
第三，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由于我国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自身尚有为数较多的下岗、失业人员以及新增就业人员，这就形成了农村和城市失业人员之间的“互相拥挤”、“相互排斥”现象，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农村和城市之外开辟和拓展“就业新空间”。
现在看来，大力发展小城镇不啻为一条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有效途径。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小城镇，既可以容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也能够吸引一部分城市失业人员。这种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一旦形成规模，其就业吸纳能力和就业容量同样是十分可观的。
第四，建立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
加入WTO后，我国面临进口扩张的极大压力，因此出口规模必须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这不仅符合我们的现实国情，而且有利于扩大就业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最后，选择和开发适用先进技术。
我国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这就决定了我们应当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这些适用技术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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