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工作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邓小平同志全局

的地位，除了社会负担重外，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贡献也最大。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国有企业只占总产值的40％，但国家财政收入的60％却是来自国有企业。这也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的“国民待遇”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不相称。

2、国家财政的完整与统一的毋容置疑性。

  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国家财政的完整性与统一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国的财权受损害、受分割，轻则殃及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重则亡国。难怪自远古以来，一些大思想家就十分重视财权的统一与完整。如《管子》上说：“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十一世纪中国大改革家王安石也说过；“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这些道理就是针对财政统一而言的。

  然而，近年来，我国财政受部门分割的情况十分严重。某些分割、截留、瓜分国家财政分配权，乱设基金、乱发债券、胡乱收费，擅自提价等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把国家垄断变成为行业或部门垄断。在这种形势下，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各种基金遍地开花，各种债券满天飞舞。社会保障，五龙治水；对外融资，多头对外；各种收费，则是四面伸手，八方要钱。结果是企业和农民苦不堪言，不堪重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借债度日，而各种基金日益膨胀、债券发行逐渐扩大、预算外资金急剧增长。据初步统计，到1995年底，国家政策性银行金融债券余额达2000亿元，各种企业债券余额达3000亿元。这些债券，虽没有明说是财政担保，但被社会投资者视同财政担保的债务，复以高利率冲击着国债的发行，债券发行后，往往又因偿还困难成为“烫手的竿头”。据保守的估计，全国平均有11％的企业债券到期不能偿还。而各种收费与基金的缺乏约束，又导致预算外收入不断攀升，到1995年已达到3843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收入仅为3256亿元。这些不受财政控制的钱，成为独立于财政之外的‘“财政”。在这里，全局财政思想不见了。

  部门林立，分割财政，带来的分配秩序大乱，财政调控乏力，不仅很难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还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温床。对于这个问题，小平同志极端重视，他反复告诫全党：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他说：“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因此，必须下决心精简机构，“对机构进行一次革命”。小平同志把大生产与精简机构联系起来，是十分正确的。因为生产越社会化，分工越是细化，就相应地要求产业领导更统一，管理更集中。为此，改革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管理模式就势在必行。我们觉得，目前需要急迫做的，就是将在计划经济时期设立的有经济管理职能的一些部委裁撤掉，改为按大生产要求的托拉斯式的行业总公司，彻底与行政脱钩，其所有的经济职能或归口或合并到有关部委。

3．财政部应该从国民经济的宏观全局来考虑分配问题。

  小平同志说过：“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的，考虑到有钱没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这番话，既说明小平同志对财政工作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也表明小平同志对财政部的殷切期望。有鉴于此，财政部在考虑问题的时候，决不应该只局限于国家预算收支上，被别人视为只在米坛子中数米粒，整天在被动中讨生活。而应该从国民经济全局上着眼，根据马克思的三大基金和六项扣除来规范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否则，财政的有财有政就大打折扣。在这里，有一个观念必须改变过来，那就是财政部是为国理财，而不是为财政部理财。因此，各方面应该支持财政部依法理财，自觉维护国家财政的完整性、统一性与权威性，坚决抵制分割国家财权、损害中央财政权威的言行，否则将有负于党中央和小平同志的重托，有负于全国人民的期望。目前，中央已经明确提出＂振兴财政”，财政部应该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努力工作，以统一财政作突破口，理顺分配格局，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投资力度，使国家财政尽快恢复出生机与活力。

三、中央财政要有权威和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中央财政要有权威，地方财政要有全局观念，这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也是小平同志经常提及并请全党上下时刻注意的问题，因而是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央财政要有权威，1953年小平同志就任财政部长时是这么说的，1954年他离开财政部后更反复强调了这一点。如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就谈到：“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多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

在小平同志看来，中央财政是否有权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在地方财政是否有全局观念上。早在1954年的财政部长任上，小平同志就一再叮嘱全国财政厅局长：“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防止发生局部不照顾全体和中央的现象”。小平同志要求地方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的思想，随着他走到更高的领导岗位而变得更为强烈。他反复强调：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他表示：地方同志的意见，特别是对中央部门提出的意见，“毕竟是从一个角度，从那个省，那个市，那件事，那个问题考虑的，就这个问题的本身来说，无可厚非，可能是很对的，但是从全局来说，有可能办不到。现在我们需要统一的是全局怎么办”。

  第二主要表现在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的有无与强弱上。中央财政的权威除地方尽力维护和必要的制度保证外，还必须有足够的财力作后盾，用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中央财政就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资金。“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事情，就办不了，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全国的企业，包括一些主要企业，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握的企业收入很有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速度，致使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个多百分点，即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再就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来说，也是惊人的相似。“六五”和“七五”期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0.6：69.4和39.5：60.5。到1991—1993年，两者的比重分别为29.8：702、28.1:71.9和22.0:78.0。难怪小平同志说：“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这算集中？”。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长，但如果考虑到刚性的税收返还和体制退补等因素，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如此之低；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把它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它极大地影响、制约着国家财政宏观调控能力。为今之计，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管理体制，加强征管力度，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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