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

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江泽民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性障碍）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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