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与福利: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 & M.Piore,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 ed., A Decade of Federal Antipoverty 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 & N.Sharman eds.,Jobs and Community Action,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 & P.Lawless,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 Creation of 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 and 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Crucial Design Features,OECD Economic Studies,
No.22, Spring 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右派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 Jobs at the Local Level,Paris: OECD 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 & D.PelI,Community-base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anada,Ontario:Five 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 Business Ventures and Job 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 and Community:Equity and Efficiency in Social 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助性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 der Maesen & A.Walker eds., The Social Quality of Europe,Lond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形形色色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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