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遭撤稿背后：一篇SCI论文校方奖1万

　　震惊科学界的论文造假事件背后——

　　“一场与SCI有关的丑闻”

　　本报记者 雷宇 来扬

　　论文造假事件震惊学界

　　2009年12月19日，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E分卷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公布了以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钟华和工学院讲师刘涛为责任人，发表在该刊物的70篇论文存在造假现象，并作出一次性撤销的决定。文章称：“这些报告的作者在2006年至2008年间仅凭修改一套原始强度数据而发表系列文章。”文章还表示，调查工作仍在继续，问题论文数量可能继续攀升。

　　消息迅速传回国内，在互联网上引爆新一轮对学术造假的声讨。井冈山大学校长张泰城回应媒体：发生这样的事情，学校感到非常震惊。

　　井冈山大学党委书记万继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感慨：“在一个刊物、短短一段时间内发表几十篇论文，这已经是有点疯狂的行为了。”

　　然而，这一切不是没有征兆。

　　2009年12月2日，已退休的厦门大学化学系教授胡盛志在其博客中发文指出，他在2009年和国外的一名教授合写了一篇论文，该论文提到了2008年被国际《晶体学报》撤稿的我国学者的两篇文章。

　　胡盛志表示，“撤稿是该杂志前所未有的举措，值得认真的思考。”同时，他在文章中贴出了《晶体学报》编辑去年早些时候给他的一封邮件的部分内容，邮件透露，《晶体学报》的编辑们正在对中国一所大学老师2007年发表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的大量造假文章进行调查。

　　他在文章中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是否还会有学者发表的晶体结构报告论文被撤？我们目前大力提倡创新的同时，是否得强调掌握基础理论，基本技能以及做学问的基本游戏规则？”

　　这篇文章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截至记者发稿时，该文仅有1709次点击，而胡盛志随后发表的《70篇晶体结构报告一次性撤稿的启示》一文的点击量接近 14000次。

　　胡盛志在文章中写道：“此次撤稿不只是一两篇，而是一次性撤下70篇。据我所知，这是国际晶体学报前所未有的严肃查处，很有可能在科技刊物的历史上空前绝后。”

　　但他同时表示，“我一直认为应慎用‘垃圾’这两个字，因为即使在E版(即E分卷——记者注)上发表的论文，都是收集到数据库成为将来开发利用的战略储备，说不上何年何月就派上用场，这方面我将以例见证。但有两类结构文章难免要背此罪名，一类是宣布不得不撤稿的根本无中生有的虚假结构，另一类就是低水平重复的论文。这两类论文不仅浪费了时间、精力、财力和版面，在数据库中造成的污染后果极其严重，因此对撤稿既感到心情沉重又认可科学追求真善美。”

　　造假事件曝光后，井冈山大学宣传部负责人表示，近3年来钟华和刘涛因发表论文数量过大，曾经引起部分同事和该校科研处的怀疑，但学校未予深查和追究。

　　“这充其量是实验数据报告，根本不是论文”

　　“这充其量只是实验数据报告，根本不是论文。”2009年12月30日晚，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电话采访时，对此事件保持持续关注的知名学术打假人士、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语出惊人。

　　方舟子介绍，《晶体学报》E分卷其实只是一个小分子晶体数据库，在那里发的“论文”一篇只有一页，只是一篇实验记录，一般这种提交在两三周后就能发表，门槛很低。

　　文章的发表过程也十分格式化，只需要自己到该网站填写一些试验数据和化合物名称就会自动生成，“英语不会写都没关系。”

　　极低的门槛带来一系列泛滥。方舟子发现，一些不是做化学研究的国内高校老师也出现在《晶体学报》E分卷的作者大军中。

　　与此同时，虽然是SCI收录期刊，发表在这一卷上的文章引用率极低，2007年的影响因子仅为0.508，2008年这一数据降到了0.367。

　　方舟子介绍，发现造假的过程其实很有意思，“是出于别的检测目的偶然发现两个人的数据很奇怪，一检测发现根本不存在”。

　　在方舟子看来，这样的造假多少有些肆无忌惮——其实即使不造假，这样的文章也很好发，测一个新的小分子晶体结构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就是说，到后来，这两位老师连这几个小时也不愿意花了。”

　　但方舟子同时表示，这些造假的数据对于科学研究的影响有限，“造假的都是很偏的化合物，一般研究人员在自己课题的深入研究中完全可以测出来。”

　　一篇SCI论文 校方奖励1万

　　2009年1月，有网友曾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题为《“著名”刊物Acta Crystallographica Section E灌水榜》的帖子，罗列了2001年至2009年1月20日期间，来自中国的作者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的发文情况。其中的一个排名统计显示，彼时中国发表的9204篇文章的作者，来自中国内地超过500所大专院校，共有24所大专院校发表的文章数超过100篇。

　　方舟子注意到，这其中，青岛某高校一位教授在攻读博士期间，3年时间在该刊上发表了110篇文章，而她的专业与化学晶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其后来公开的简历中，对于这一历史则只字未提。

　　事实上，一切可以回溯到更远。

　　亲历学术打假十余年的方舟子介绍，自己2004年就开始接触这类在国外影响因子极低的杂志上大量发文的现象，当时接到举报宁波大学理学院一位郑姓教授的简历中，有这样一串令人炫目的数字：130余篇论文被《SCI系统》收录，2001年以第一作者发表、被SCI收录的论文在化学类论文排序中居全国第一，2001年被SCI文章引用总篇次全国排名第九，1997年至2001年SCI收录论文在2002年被引用篇数排名全国第三。

　　郑教授简历中的这些“硬指标”，无一例外地都连着“SCI”——当下中国学术界最时髦的一个词。

　　方舟子发现，郑教授发表文章的方式，是通过同一模式给不同的金属测序，测出一个，便可作为一个成果发表。而这些文章，大都发在国外一些“影响因子”较低的刊物上。

　　方舟子进一步了解到，每发一篇文章，这位教授都可以从学校获得4000元的奖励。

　　还有更加高产的。武汉某学院的一位教授，2003年共发表65篇SCI论文，平均不到一周就发表一篇，成为2003年度中国被SCI收录篇目最多的作者。每篇被校方奖励1万元，共计65万元。而他采用的方法和郑某类似，都是到一些影响因子极低、发论文非常容易的刊物上刊登小论文，论文的内容都大同小异，用相同的简单方法不停地测不同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

　　“他们发表论文的速度比得上专栏杂文作家。一篇8000元到10000元奖励，报酬也超过了专栏作家。因此，我认为这些人不该叫科学家了，该改叫SCI百万富翁。”方舟子称。

　　中国高校SCI饥渴

　　2009年12月31日，记者致电在《晶体学报》E分卷上发文数排名靠前的几所高校的宣传部门，相关负责人均称，“听说了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在该期刊上发表的文章涉及造假的事情”，但都表示没有听说过自己所在学校在该期刊上的发文数在国内高校中排名靠前的消息，学校也没有针对该情况进行调查。

　　其中一所高校的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在给记者的回电中表示，《晶体学报》E分卷的影响因子较低，该校自2006年起开始鼓励师生在高层次的期刊上发表文章。

　　“丑闻震荡的背后，是中国高校对于SCI的极度饥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知名专家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南京大学将SCI论文数作为一种评价体系引入中国大陆。引入该评价体系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处于转型期，国内学术界存在各种不正之风，缺少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二是某些专业国内专家很少研究同一问题，国际上通行的同行评议存在一定的操作难度。

　　SCI是“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缩写，是美国科学家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 arfield)在1961 年创建的一个科学论文资料数据库，收录发表在较重要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的相互引用情况。该数据库不断扩大，到现在已收录了约9000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期刊。发表在被SCI收录的期刊上的论文，在国内被简称为“SCI论文”。

　　方舟子认为，强调“SCI论文”有助于鼓励中国学者到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加强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其初衷不可谓不好。

　　然而，就在南京大学最先将SCI引入科研评价体系后，各高校纷纷跟进，将SCI与职称评定、科研经费等挂上钩，并制定相关的奖励政策，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整个科技界的“SCI崇拜”，中国科学工作者的晋升乃至院士评选，都无不与SCI挂钩，SCI由此滥觞。

　　在井冈山大学的官网中，有着这样的表述：学校高度重视科研工作，组建学科团队，强化激励机制。近年来，全校教师共发表论文4297篇，被SC I、EI、ISTP收录338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212部。

　　而此前的媒体报道中，这所2007年挂牌的综合性大学，为了能够提升学校的综合实力，采用各种措施鼓励教师们发表论文，包括职称、奖金等切身利益。同时，学校规定：在《科学》、《自然》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奖励10万元；在该校规定的A类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奖励3000元、B类奖励2000元、C类奖励1000元。

　　记者对《晶体学报》国内发文排名靠前的部分高校采访中了解到，SCI与职称、奖金挂钩的情形比比皆是，下发文件表示给予重奖的也不在少数。

　　“SCI是一个客观的评价工具，但只能作为评价工作中的一个角度，不能代表被评价对象的全部。”方舟子介绍，过分强调SCI其实是一种误区。首先，被SCI收录的同一本期刊中，文章的重要程度并不相同；同时，被收录的不同期刊间也有很大差距，如《晶体学报》E分卷之类，门槛相对就很低。

　　在方舟子看来，单一的导向性必然导致很多科研人员挖空心思增加自己的SCI论文数，或一稿多发，或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发表，或专门找一些被SCI收录、但发表门槛很低的期刊投稿。“评价体系如果只看论文数量，轻视成果质量；只看刊物级别，轻视成果实际价值和影响力，用单一指标来衡量只会变成行政人员的数数了。”

　　方舟子称，一些重点院校已经开始注意到SCI评价的局限性，引入了影响因子的考量，“但这一事件的发生，还是从侧面暴露出普通地方院校相当程度的饥渴。”

　　事实上，被誉为“SCI之父”的尤金·加菲尔德博士首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接受专访时，就已经明确表示，不能以SCI论文数量评价科研水平，应该运用更科学的评价标准体系。

　　一组数据为这场“畸形竞赛”写下了最好的注脚：2008年度中国SCI论文数首次突破10万篇，总数为11.67万篇，较2007年增加2万多篇，占世界份额的9.8%，位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而超越了英、德、日等国家。但是从引用情况看，我国科技人员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平均每篇被引用5.2次，与世界平均值10.06次相比，只有一半。

　　本报北京1月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