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阅读:数码时代的文本变革
提供选择以实现阅读的个性化。传统阅读通常面对的是定型的文本。形式上相对稳定的传统文本往往成为存在"终极解释"的客观证据,这种终极解释的主观原因则是对解释者权威性的认可。在不少情况下,原作者因其意图被作为释读文本的参照而享有权威地位,由原作者手定的文本则成为一切传世之作的基准。版本考订也好,文字训诂也好,都服从于上述权威和基准。如果找不到原作者或者原创文本,那么,声望卓著、功力不凡的学者便可能成为权威,由他们所校定的文本相应可能成为基准。超阅读根本否定终极解释的存在,这种否定建立在以下认识之上:其一,超文本是一种开放的作品,鼓励充分发展读者的阅读潜能。因此,不同读者对同一超文本作出不同解释,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其二,超文本赖以安身立命的网络媒体以"平等"作为自己的特色。因此,不同解释之间的关系,并非压制与服从。换言之,话语霸权在超阅读中没有市场。
必须指出:与传统阅读相比,超阅读的历史还相当短暂,而且,目前人们对二者的关系仍存在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超阅读和传统阅读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例如,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的P. W. Foltz曾对传统阅读和超阅读进行比较研究,其成果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发表,题为《线性文本与超文本中的读者理解和策略》(1993)。他在文中报告自己的实验结果时,就持这样的观点。问题在于:这一实验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它的做法是从现成的本科生经济学教科书中选取部分内容,分别制成电子线性文本和电子超文本,然后就理解的速度和精确性等项目对非经济学专业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用的超文本仅仅包含6018个单词、26个节点、17个横向链接,而且,这些节点本身又是根据原作的段落标题设计的。这种状态下进行的超阅读,毕竟和网络用户接触在线超文本的体验有不少的差距。当然,这不是说超阅读就与传统阅读不存在共同之处,我们应当比较全面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 超阅读研究
关于超阅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次大战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布什。他在20世纪40年代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设想了超越印刷文本之局限的新的阅读方式。(Bush, 1945)虽然布什受时代所限、将这种超越的技术基础认定为缩微胶卷,但这篇文章从总体思路上对后人多所启发。纳尔逊、恩格尔巴特等人在60年代中叶所设想的超阅读,便是沿着上述思路加以拓展的,只不过其时的技术基础已经转移到计算机。关于超阅读的研究,到80年代末开始形成高潮,至90年代堪称成果迭出。
在心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已对阅读进行了大量研究,某些成果已在实践中获得应用。上述研究的目标之一,是弄清哪些主客观要素对阅读效果有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读者背景知识、阅读动机、认知能力,文本的结构形式、题材类型,提示的诱导、从众的压力等。这类研究原则也适用于超阅读。除此之外,人们还试图寻找影响超阅读的特殊因素,其中之一是显示器的分辨率。实验表明:同一个文件分别呈现在纸面和屏幕上时,就阅读速度而言,后者高于前者。(Gould, etc., 1984, 1987))但是,若显示器的分辨率提高,则阅读速度加快。这说明:阅读速度事实上并非取决于文本的结构。因此,对阅读和超阅读所作的比较研究,必须以二者拥有相等的分辨率为前提。从理论上说,要想弄清超文本的特性,首先得将其特性和在特定装置上阅读它的体验上加以区分。(Landow, 1994)为电子超文本的特性所决定,在超阅读领域人们更多地探讨人机界面的设计,分析链接、组织与调用信息的方法。为此,人们不仅运用了计算机科学,而且引入了心理学、阐释学、工程学、概率论等原理。例如,Spiro和Jehng等人所作的研究就援引了认知心理学理论。? ?990)
以要素研究为基础,人们正在试图建立超阅读模式。这种理论尝试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第一种是移用或借鉴传统阅读理论模式,像V. Balasubramanian所著《超文本入门》(1995)就是如此。它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语义学和符号学。另一种是着眼于超阅读所固有的特性,将链接取为中心范畴。例如,Nicholas C. Burbules认为:人们通常关心节点而非链接,链接的价值被低估,原因在于链接的易用使之看起来像是捷径、转移的迅捷使其自身来不及被反映,一切看起来仿佛自然而然。其实,链接很值得研究,理由如次:其一,并非一切链接都浑然无别。超文本的作者设置链接有一定的考虑,读者选择与追随这些链接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出于他们所特有的方式,有时由常规所预示,有时出于对作者设定这些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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