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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网络时代对后结构主义的追思
罗兰·巴特所谓“能引人写作之文”与“能引人阅读之文”,存在一条重要区别:前者是生产,后者是产品。在传统的时代,是产品(亦即“能引人阅读之文”)构成了文学的巨大本体。然而,理想之文不应是产品,而应是生产,亦即“正写作着的我们”,或者说是“无虚构的小说,无韵的韵文,无论述的论文,无风格的写作,无产品的生产,无结构体式的构造活动”,说到底是随意所之。“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无始;可逆;门道纵横,随处可入,无一能昂然而言‘此处大门’;流通的种种符码(codes)蔓衍繁生,幽远惚恍,无以确定(既定法则从来不曾支配过意义,掷骰子的偶然倒是可以);诸意义系统可接收此类绝对复数的文,然其数目,永无结算之时,这是因为它所依据的群体语言无穷尽的缘故。” 在罗兰·巴特看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考察角度:一种是“将一切文置于归纳和演绎兼具的往复运动中,以不偏不倚的科学目光,对它们一视同仁,从归纳的方向,强使它们重返总摹本(la Copie),而后一切文都将从这总摹本演绎生发出来”;另一种是“把每篇文都放回到运作过程中”,看它如何无休止地“穿行于无穷无尽的文、群体语言(languages)及系统而呈现出来”。罗兰·巴特显然是倾向于第二种角度的。这种角度事实上就是强调文本的动态过程而非其稳态特征(所谓“独特性”)。[9]
罗兰·巴特的上述观点,实在相当精彩,为后来的超文本理论家所服膺。他所说的“能引人写作之文”的特点,也就是超文本所具备的交互性、交叉性与动态性。他所写的《符号帝国》(1970)一书,将符号学理论糅入自己所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文化现象中,蕴含着某种超文本的旨趣,诚如夫子自道:“本文和影象交织在一起,力图使身体、面孔、书写这些施指符号得以循环互换;我们可从中阅读到符号的撤退。”[10]据作者自述,《S/Z》一书乃因由高等研究实验学院1968与1969这两个学年的研讨班而形成的工作印迹。其时,电子超文本尚在酝酿中。但是,罗兰·巴特论“理想之文”论述已经接触到了电子超文本在交互参照方面的重要特征:其一,电子超文本自身是网络(内部有节点与链接),同时又和其它超文本相互联系,既无中心,又无边缘,更无所谓等级。其二,电子超文本自身形成了“能指的银河系”,即后人所说的“文本宇宙”。其三,作为网络的电子超文本无所谓“始”,也无所谓“终”,任何一个网页都可以被设定为首页。其四,电子超文本的运作是可逆的,目前许多超文本浏览器都有“前进”、“后退”功能。其五,电子超文本网络的信息资源呈分布式存在,一方面“门道纵横? 娲扇搿保硪环矫婷挥心囊淮λ愕蒙洗骋庖迳系摹按竺拧保ǔQ灾懊呕д镜恪本陀行矶嗉遥F淞杂诹唇拥淖纷倨玖攵ǎ肫渌底裱榷ǚㄔ颍共蝗缢凳撬嫘乃F淦撸缱映谋就缢馨莸奈谋臼浚谥钔チ跫拢率瞪鲜俏拗咕车摹?nbsp;
四 “互文性”的价值
在文本观念的发展史上,互文性这一范畴具有重要价值。对此,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以认识:
打破关于原创性的神话。除了学术写作经常加注解或附上参考文献篇目之外,某种文本对其它文本的依赖关系很少被明示,所谓“文学创作”尤然。久而久之,在社会上形成并扩散了有关作者(特别是作家)的“独创性”的神话。“互文性”却抹去了这些人头上的灵光,揭示了他们对于前人已有作品的依赖性。事实上,从个体的角度看,任何作者都是从读者转化而来的。从来没有读过任何文本的人根本无法从事写作,正如从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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