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化方法的会计学应用:会计基本理论的解构与重构

”的含义具有相对性,一些在经济学中需要定义的概念可以作为会计学中的初始概念出现,这并不会影响到会计公理系统的逻辑性。比如“经济资源”,在经济学中,我们将其定义为用于生产经济物品的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而在会计学中,我们将会用这一概念定义资产和负债,但显然经济资源本身并不需要精确的定义。寻找会计学的初始概念和公理,近似于研究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问题。对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问题目前有如下七种观点: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吴联生,1998)。从公理化方法的角度分析,会计基本理论的逻辑起点应该具有公理的性质。笔者认为,会计惯例可以成为会计公理的组成部分。利特尔顿(1989)认为“惯例”是一种习惯性的规则、法规或要求,它们或多或少地通过共同的赞成或默认来确定。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的会计惯例指那些抽象的偏好而非具体的会计实务中的惯用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用“会计偏好”来取代会计惯例可能更容易避免误解。只有在会计基本理论的实质及其内在联系成为人们思维方式的一部分而不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文字表述时,它才可能较好的指导实践。无疑,会计惯例(会计偏好)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公理系统的一大特点是在后面出现的定义和命题总可以由前面的定义和命题推导出来,因而概念和命题的出现顺序显得尤为重要。具体而言,要重视会计概念结构的层次性及其内在的逻辑性,相对更加根本的会计定理应该排在靠前的位置予以阐明。这一点,就像我们在定义无形资产之前应当明确资产的概念一样。

    其次,尽可能将会计语言变成能够量化的语言,只有在会计基本理论中出现函数形式,其公理化进程才能取得较为深入的发展,这对于会计国际化问题也不无裨益。会计和数学的产生都是源于满足人们生产、生活中对经济活动记录、计量的需要,在古代会计产生的最初的几百年里,簿记与数学并没有如今天这样明显的区别。而后来,数学更加倾向于抽象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而会计则专注于对具体经济业务的记录。但是,不可否认,会计中的很多概念都具有函数的性质,即代入有关的变量可以得到唯一确定的值来反映某一特定情况下的函数值。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确定函数的表达式。后文中笔者将尝试用模糊数学的一些方法来处理关于稳健主义是否遇到事实反驳的度量问题,希望可以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启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由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环境的相互影响决定,用公理化方法处理会计基本理论问题应当通过事实反驳建立开放的演绎体系。在自然科学中,事实一般是指客观的自然现象,事实反驳通常表现为按照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观测的结果不一致;而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将秩序定义为人们自生自发的选择,当我们按照某种既定的方式行动而遭到广泛的反对或者得出的结果与我们预期的结果不一致时,这种秩序的存在才真正为人们所意识到,于是我们说出现了事实反驳。李未(2000)认为:事实反驳的概念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假说是否成立取决于从假说中推出的每一结论是否与人们的观察与实验一致,而这些都来自形式系统外部,与逻辑推理无关,这正是建立开放的逻辑演绎体系的原因。开放的演绎体系意味着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并且这种交互作用的影响可以精确地描述。这样一种与环境相调适的秩序,显然不可能通过集中指挥的方式得到建构,因为关于这种环境的知识乃是由众多的个人分散掌握的。这种秩序只能产生于作为社会要素的个人间的相互调适以及他们对那些直接作用于他们的事件的回应的过程之中。

    三、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的具体尝试

    会计基本理论中的“秩序”在会计中可以表现为人类一种本能的需要。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在很多会计准则中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稳健主义的倾向。斯托布斯(Ｓｔａｕｂｕｓ)在调查了财务呈报准则后得出结论:稳健主义大约是1/3的会计准则的主要构成。在自愿性惯例中,也存在稳健主义,如选择后进先出法(ＬＩＦＯ)计价存货或采用比经济折旧更快的折旧方法(威廉·Ｈ·比弗,1999)。稳健主义的理论来自于中世纪早期被审计的庄园管家的自保对策(迈克·查特菲德,1989)。稳健主义被众多会计信息披露者所采纳,并不是因为其被列为会计规则中会计信息披露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是因为它的确是出于人的本能的一种需要。因而,在这个意义上,稳健主义可以成为会计基本理论公理化系统中的一条公理,因为它的存在是不可解释和不言自明的,换言之,它具有公理的初始性。其次,这种秩序也可能近似地表现为利益相关人公共选择的结果,作为整体性社会秩序的“公理”不仅是由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达成的,而且更是由行动者于表现为一般性抽象结构的社会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而形成的(哈耶克,2001)。由于与这种秩序有关的知识被每一个社会成员分散的掌握,而且有一部分知识并不能为语言所表达出来,即存在哈耶克所说的“默会知识”,公共选择的效度和信度成为某个会计学命题能否作为公理的约束条件。

    经济学中,詹森不等式常用来描述风险规避的决策者,其基本意思是风险规避的决策者总是感知到某个无风险货币量比等额的有风险货币量带来的效用大,其芬纽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是一条上凸的曲线。而曲线的曲率,即阿罗-普拉特绝对风险规避系数越大,表明该风险规避者越趋向稳健。行为主体对于稳健主义的偏好程度可以用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代入隶属度函数求得,结果是一个小数。Ａ·卡夫曼在其著作《模糊子集引论》(1975年版)中列举了14种隶属函数,我们可以根据每种隶属度函数的性质和公理的特点选择使用。

    对于已知的若干公理ｘ1,ｘ2,ｘ3……(稳健主义只是其中之一),公认的秩序偏好用Ａ表示,每个决策者都会有一组自己的偏好Ｂ,ｎ代表该决策者对相应的公理的偏好程度,即代入隶属度函数求得的结果,这样,就构成了两个模糊集之后,我们可以用闵可夫斯基距离或者贴近度(闵珊华、贺伯雄,1985)来衡量该决策者的决策与秩序偏好的模糊度,即在多大程度上该决策者的决策与整个秩序的偏好是一致的,从而判定是否出现了事实反驳。因为根据对稳健主义偏好程度的不同,我们会有一些已经积累的与之分别对应的备选方案,例如会计计量和会计确认中的各种可能手段,当出现了事实反驳时,有必要考虑对现有的会计基本理论和会计应用理论进行修正。实际上,会计基本理论的初始的公理系统就是长期会计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会计偏好,随着会计环境的发展,通过新假设和事实反驳,处于自我完善中的会计基本理论构成了一个渐进的知识序列。可以预见的是,这个序列的极限将收敛于会计学的“真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所论述的将公理化方法应用于会计基本理论的解构与重构的理论基础和可能的实现途径,仅仅是公理化方法在会计学领域中应用的冰山一角,目前只是一个大胆的设想,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同时,本文也仅仅是提供了一个认识问题的角度,在演绎方法之外,还有归纳、试验、比较等许多研究方法可以使用。

参考文献:

    Ａ·艾鲍.周民强译.1990.早期数学史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安德鲁·马斯·科莱尔.刘文忻等译.2001.微观经济学(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菲利普·弗兰克.许良英译.1985.科学的哲学———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纽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泽深,周肆根.1995.公理化思想与科学知识的增长.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哈耶克.邓正来译.1997.自由秩序原理(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哈耶克.邓正来选编译.2001.哈耶克论文集.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利特尔顿(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Ａ·Ｃ).林志军译.1989.会计基本理论结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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